西周学校教育管窥

对西周时期的学校教育,古文献记载似较前代为详。尽管《礼记》、《周记》诸文献所述,难免掺杂了不少汉人的附会推论,不可尽信;但其中毕竟透露出一些真情实况;而出土的西周铭文,更为研究西周教育史提供了宝贵而可信的资料。因此,如果能够将古史文献和铭文二者结合起来,互为印证,慎重考察,则对于西周学校教育的基本轮廓,或即不难辨识     

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

学术界在研究新出土简牍文献的同时,也对简牍文献的发现和利用历史,作过很多研究。迄今为止,都是将西晋时期出土的《汲冢书》看作是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同样是在西晋时期,臣瓒在注释《汉书》时提到过一种名为《茂陵书》或《茂陵中书》的文献,前人对此没有作过深入考究。所谓《茂陵书》,是指在西汉茂陵出土的一批汉武帝时期的公牍,其具体出土时间,是在新莽东汉之间赤眉军占据长安的时候。就简牍文献的发现历史而言,《茂陵书》的出土要早于《汲冢书》二百五十多年,堪称最早见于记载的出土文献;就其史料价值而言,似亦胜过晚近以来敦煌、居延等地所获同类案牍。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

通过文字构形、出土文献、传世经籍和出土实物的调查得知:瑟早于琴,瑟与琴两种乐器不是如夫妻相伴,而是兴衰交替,其交替过程从春秋到战国渐进。瑟在春秋时期多用于宴乐抒情,与钟鼓是隆重之乐相对立。《周公之琴舞》周公与成王诗前面的序中出现的"琴",应当是战国时代重新组织编排所致。先秦文献不论是内容、语言形式还是组织结构,大都是在流传过程中层累而成,不能妄断真伪。盲目信古与盲目疑古都有害无益。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逐渐具备了分层剖析的条件,对古书形成、语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定当更加深入。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兼谈传世先秦秦汉文献的某些观念偏见

一般认为,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以“六经”与《史记》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记载最权威。然而,“六经”与《史记》所反映的主要是中原地区古文明,对周边地区的文明状况实际重视不够,甚至有意贬低或删改。近八十多年来考古所见的区域文化与古已有之的儒家经典之外的其它先秦两汉文献,正可弥补此不足。例如,就现有考古资料看,五帝时代的文化中心实际不在中原,而在海岱地区;有关中国古代宇宙论、山川神怪论以至五帝、虞、夏、商、周民族发展史的完整资料也不在“六经”中,而在楚地流传的古文献与考古新出土文献中,等等。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评荣新江《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

<正>敦煌和西域是荣新江先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他不断推出文书资料的整理辑录著作,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就是最新的一部。此前荣新江先生还主编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李肖、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08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与王振芬、孟宪实合编,中华书局,2020年)、《龟兹石窟题记》(与赵莉合编,中西书局,2020年)、《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与史睿合编,中华书局,2021年)。     

论司马迁的文献学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大量保存。包括集纳古籍,保存文献;辑佚古书,辨别真伪及对当代文献的保留三个方面。二是对古文献的考信态度。表现为以实地调查考信文献;对文献进行互考时,坚持采儒家文献;坚持“多闻阙疑”。三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目录学成就。表现为创立发凡,方便检索以及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吐鲁番学中集检索与研究之大成的重要学术成果──评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

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考古文物工作者在对吐鲁番地区文物遗址和墓葬多次勘查发掘的基础上,获得了大批文物文书,这些文物文书为我国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自1981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即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科研人员在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儒先生的领导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科学整理,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册。1992年以后又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和释文对照本（又称"图文本"）壹至蔓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为吐鲁番学的研究…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周易》中的商代文献

献 ,只是极少的一部分 ,意在由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周易》中的商代文献@贾海生$浙江大学古籍所!浙江杭州310037~~~~① 关于卦、爻辞中保存的古代诗歌，可参看黄玉顺《周易古歌考》，巴蜀出版社1995年；关于卦、爻辞中的格言，见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50-52页。 ② 参见张政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2期；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2期；肖楠…     

从刘向校书再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兼论古籍流传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误区

从刘向校书与古籍流传之间关系来看,应以"类"的观念对待刘向校书前的诸子文献.将新出土的汉代中期以 前的简帛文献比附<汉书·艺文志>相关篇目、以线性的逻辑模式处理刘向之前或其同时代的互见文献,是目前古籍流传和学术史研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方法论误区.因此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问题上没有讨论余地,这种思路本身就不可取.     

文字训诂与古籍整理举隅

古籍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文字训诂是进行古籍整理的基本功。用训诂方法整理古籍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订补出土文献释文之误;第二,订补传世训诂材料之误;第三,补充前贤时修释义之缺。     

古佚书整理与谶纬辑佚和研究

古籍佚文可分为今存书佚文和古佚书佚文。古籍整理工作中应重视古佚书佚文的整理。对古佚书佚文中的谶纬文献进行整理,应包括确定主据本和参考本、缀合与剔重、核校原始出处、补充佚文、点校注译等工作程序。而对谶纬文献进行研究,则应注意谶纬文献产生流传史、谶纬与经学的关系、谶纬与上古文化的关系、谶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出土文献与孔子文学史地位的重构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出土文献为孔子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思路、新方法,对研究孔子文学思想的内容、体系和历史定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孔子文学思想的认识,使之呈现出独立性和系统化的特征,既能与其"礼乐"思想相衔接,也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在春秋时代已渐趋自觉的标志.     

中文古籍数字化的成就与挑战

我国古籍可分常规古籍和特殊古籍两大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 ,古籍数字化成为可能并迅速发展。用现代手段整理、开发、保存古籍文献 ,是古籍发展的趋势 ,也是其唯一出路。中文古籍数字化在 2 0世纪后半叶取得了辉煌成就 ,尤其在特殊古籍数字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随着古籍数字化向纵深发展和用户要求的提高 ,古籍数字化又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 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