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自然辩证法通讯》“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专栏讨论综述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2000—2001年组织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大讨论,发表了对我国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的现象、根源和具体防治措施等各种观点。随着学术规范大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学术共同体内部深层的理论矛盾如学术规范讨论中的“反身性”问题,科学的价值规范矛盾问题以及科学共同体的自足性问题等等逐渐暴露出来,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既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理论矛盾的结果,同时也是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孳生的原因,因此整饬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应该从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的重构入手。     

本刊2002年总目录

第一期４徐崇温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９郜雪芝等西方主流定义的方法论陷阱（一）１７时殷弘论族裔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涌动和局部泛滥２３郭金平诚信：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环境建设２８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３４陈璧生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３７刘士林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４４安晓云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进程研究４７葛剑雄消除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外部条件５０黄安年谈学术批评、学风建设与学术繁荣５４周祥森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５８摩罗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从王朔、刘震云、王小波谈起６７周…     

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

综观近二十年来国内哲学界、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术现状,在阐释西方理论与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之间, 我们还缺乏中介性的“批判”环节和对西方基本原理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只具有“传播性”,而不具有“生产性”。而理论所要求的“批判与创造的统一”,又是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变化”、“选择”、“新的认同”有着重要的区别。至于如何面对“特定问题”将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批判与对中国传统理论改造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关键在于解决延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具体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并行不悖、汲取西方理论材料和剥离西方理论的文化特性并行不悖这两个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持一种“阐释-批判-创造”的一体化思路。     

"业余精神"--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之二)

对于发展现代学术而言 ,学者们的“职业精神”是十分重要的。“职业精神”和“业余精神”相对照 ,它不仅要求学者“以学术为业” ,还要求学者以学术探索为“天职” ,倾注全部精力与热情去追求学术造诣 ,这就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职业精神” ;在一个国家 ,只有当大多数学者具备这样的精神时 ,它才可能有现代学术的进步。然而 ,渗透在目前中国学术界的却是与此相反的“业余精神”。它构成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的一部分 ,严重阻碍着中国学术的进步与发展。中国文人学士的“业余精神”早已引起许多西方学者的注意。李约瑟、斯威夫特、列文森等…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研究注重人生和启蒙问题 ,在借鉴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和本土内涵的中国现代美学。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王国维强调西方现代哲学是“形上之学” ,提出了“学术独立”和“审美独立”的观点 ,赋予中国美学以现代哲学的思维品格 ;第二 ,王国维把“人生”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 ,提出了审美“无用之用”说 ,创建了具有现代人本主义意义的人生论美学 ;第三 ,王国维以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开放的学术视野 ,沟通中西、古今之美学思想 ,创立了独特的“阐发式”研究方法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理论的语境转换与批评的现实规范--试论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后革命"视点

大众文化的产生、崛起与发展 ,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解决了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 ,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学风问题探析

目前社科理论界在学风方面存在学术腐败、学术浮躁、学术消极现象。学术腐败表现为:学术与权力、学术与金钱的交换;“跑”课题,“跑”职称,“跑”科研奖,“跑”硕士、博士点成风;花钱买学历、买文凭;以学术之名,行敛财之实。学术浮躁表现为: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不深入实际,不认真调查、分析,靠拼凑出成果,缺乏真知灼见和实际价值;跟风跑,不专心,滑到哪里是哪里;轻率、盲目地套用国外或别人的观点或理论,脱离研究实际。学术消极表现为:过分夸大社会问题;缺乏信仰和信念;雇佣思想严重,理论联系“实惠”;崇拜权力与金钱。对这些不良现象我们必须下工夫清理整顿,以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现代社会下的国学迷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呜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国学争鸣反映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体认。近期国学争鸣的主题是：国学学科、王权主义、儒家思想、传统文化与民主。发生背景是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世人日益关注“天下亡”、“人类亡”两类问题。争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亟须注意之处。选取“历史上的学术争鸣”、“思想之弊抑或制度之弊”、“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权”、“权利与美德——社群主义视角”四个视角可以检讨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学术争鸣。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学派的成长——郑杭生的社会运行学派及其贡献

郑杭生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始即以理论自觉意识确定了以“社会运行”为主导观念的社会学定义,并衍生出“社会转型论”等四论;更形成以“社会运行”主导观念为导向的有自己话语体系的学术群体.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据了学术高地,有了学术制高点,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创新正表现为从强势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解放出来,为自己正确定位,加强自主性,形成社会运行学派.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惩治学术腐败应纳入立法轨道

在学术界正大力张扬学风建设、提倡学术规范的时候 ,日益浮泛而起的学术腐败现象成为不能不加以正视的严重问题。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现象 ,不仅玷污着神圣的学术事业 ,也污染着圣洁的学术风气。因此 ,在学术界倡导学术规范之时 ,对学术腐败的惩治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这也明显地是当前加强学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有识之士已经把反对学术腐败与维护学术尊严联系起来 ,并指出这“关系到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 ,也关系到每个学者自身的利益”(《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 0 0 1年 1 2月 2 5日专家访谈《维…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反拨与突破--批判理论的批判与理论多元的开放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文化产业的兴盛带来了许多理论话题与现实问题。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 ,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现代学术制度的漏洞

现代学术制度实质上就是西方学术制度 ,是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目前我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正在由过去苏联式的学术体制向着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进行这种改革的前提当然是以现代学术制度公平、公正和高效的假定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学术制度其实并非完美 ,也有其负面效应 ,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这种学术体制在西方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已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可是 ,中国学术界 ,尤其是那些有权进行“改革”的人 ,似乎对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在西方对于现代学术体制的缺陷的研究几乎在现代学术制度一诞生时就开始了。这…     

回归“正”治: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路向

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是导致传统文化及其理论形态——中国哲学——受到贬抑的重要根源。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者努力探索传统理论现代转型的路径。他们从现实的事功需要出发,以西方哲学的思辨框架对中国哲学进行批判和改造。然而这种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特色。中国哲学具有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认知世界的独特思维模式、处理现实问题的独特价值立场,具体表现为对“道”的皈依立场和以道之“正”治世之“不正”的理论旨趣。只有重新回到这一本质和根基,确立以“道”为价值根据、以“正”治现实问题为学术立场的哲学发展思路,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重建中国哲学面向现实的自然、自由、自主发展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