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双向度”实践智慧的超越性和变革性

马克思实践智慧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度的内涵,其“形而下”的向度体现为马克思在生存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上肯定了“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性作用和地位,并正视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劳动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其“形而上”的向度体现为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社会不合理和非正义过程中所建构的合理正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体现了实践智慧的辩证精神。它冲破了传统哲学夸大实践智慧“形而上”的向度而消解“形而下”向度的局限,纠正了现代实证主义以科学技术方式夸大实践智慧“形而下”向度、唾弃“形而上”向度的偏差,揭示了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的超越性和变革性,实现了二者在现实意义上的统一。通过对马克思实践智慧“双向度”内涵及其超越性与变革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社会变革意义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践智慧的理解。     

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三重价值向度

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说在清初诗学中独具特色。考察其诸多诗学撰述,“真”、“广”、“深”这三重向度实为黄宗羲诗学情感论的基本价值尺度。     

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事实上,与西方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种对文学的诗性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中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独特的精神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阐释活动的生存论指向,印通过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把握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进而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今人与古人在生存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质言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对古代文论作出富有深度的开掘,应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白马非马”论的文化解读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在中国文化系统内产生的 ,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特质。今之学者通常站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分析它 ,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问题的性质。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角度去解读 ,可以发现“白马非马”论实际上不属于逻辑问题 ,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认识论问题。它是“责实”问题 ,而非“共相”问题 ;采用的是“辨物察类”型分析法 ,而非概念逻辑 ;它是公孙龙特有的借以阐述其思想智慧的“道”论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从传统到新变：论“气”的发展向度及其内在演进逻辑

“气”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从先秦诸子的论述,经由汉代董仲舒、王充等人的发展,直至北宋张载,逐渐建立了气的“本体化”向度。程、朱通过理气关系的讨论,构建了气的“理本化”向度。方以智援西学入气,而后严复又对中国古典气论进行了重构,“气”逐渐嬗变为一细微、有质量、有广延性的物质粒子,发展了气的“科学化”向度。古今以来,对气的不同理解,是其内在演进的动力之源,“气”之“整体关联”是其自在性的根源,“体用不二”是气内在的固有属性,“对立和谐”是气生生不息之过程。气之发展不仅体现在对“气”的认知与实践“气”的“性”“理”上,也体现在“气”范式的“生生”转型发生上。     

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

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鲜明的人学取向和浓厚的人文情味。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既表现在本体论、创作上,也反映在真实观、文艺社会功能论方面。中国古典诗学以人之情志或“道”为本体,以虚心、养气、比兴、禅悟及“风格”论创作,以性情和道德之真论艺术真实,以修身养性的“成人”理想为归趣。研究这一民族特点,对今天的诗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直觉智慧与经验分析──论中西哲学思维方法之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洋人称作东方神秘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直觉的智慧。即是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是通过直觉思维获得的。西方文明固然也很重视直觉，但是，它更重视经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及其特点，集中表现了中国人致思趋向的直觉特征。“道术”的混炖性产生了《易经》的神秘智慧之源。其中原始朴素的唯物论倾向和辩证法色彩，都是靠圣贤之直觉而来。在以后的漫长发展中，从多方面强调了通过直觉获得智慧。“体认”、“顿悟”、“诚明之知”、“湛然之知”、“藏识”、“禅定”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直觉之蕴含。张载肯定在人…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论——以“天人合一”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特征,主要类型有三种：儒家道德意义上的＂天人合德＂,道家自然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汉儒的＂天人感应＂。虚灵感应之＂心＂与有情的宇宙观可以作为＂天人合一＂思想可能的哲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修养境界、审美情趣、政治理念、人格评价、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与形成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三才之道构建天人和谐观

《周易》的象数义理博大精深,而三才之道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三才之道突出人道,人道包括人对自身生理的认识、对内心的体验、对人文社会的体察,进而对自然宇宙的沉思。三才之道,在生理上直接影响中医对人体的认识;在人事上主张和谐,“崇德广业”;在自然上崇尚效法天地,裁成辅相;在新时期,我们要赋予裁成辅相新的内涵,发挥其作用,从而建立更高层次的天人和谐观。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向

明清之际有三种人性论——以李贽、顾炎武为代表的基于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人必有私”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继善成性”、“习与性成”与“性日生日成”的辩证、发展的人性论,以颜元、戴震等为代表的“气质之性一元”论。这三种人性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新伦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一切伦理原则必须奠基在人的感性生活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符合人性的伦理的规范与引导,人性的完满与光辉才能展示出来。     

人类的文明与对动物的保护--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

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中国文化倡导"仁民爱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与统筹发展观

人类中心主义根本否认自然的价值、生态中心尊严和权利,割裂了人与环境的共存和谐关系,其结果严重损害到人类自身的利益;生态平等的思想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存在物。但是,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与人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否认人的主体性,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同样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崭新理念,是我们今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读《庄子·寓言》札记

《庄子·寓言》篇论析了关于生死的理论,指出人的生命是阳气所致,人的体魄之不一,万物形状及性质之差异,都表明禀阳气而生之物是不会一样的。然而,为什么“不一样”,道理却是说不清的。庄子提倡人应当无为而顺应自然,应当以无不死之物的至公之理劝勉大家,这都是有根源可寻的,是可以说明其原因的。庄子还指出,人的意念可以充斥天地,应当像“真人”那样超脱死生,亦即超越于“命”。庄子对于“命”提出了怀疑,这方面的认识超乎儒家之上。     

“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

《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四问而四不知"为起点,以浑沌之死为终点,"知"作为"人的机制"乃是凿破浑沌的关键。"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上达的认识运动,内蕴在"不知之知"的深层。也正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的内容,与此相对,"知"则将认识限制在"人的机制"中,阻碍了对未知的天道、地道的开放。就此而言,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则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     

荀悦易学思想初探

荀悦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同时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易学思想大体表现在自然观、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政治观等几个方面。承于《易传》的天地人一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 ,荀悦致力于沟通天人 ,既强调人事的重要性 ,又将天道视为人事的合理性依据。荀悦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并把“通古今”当作著史的重要宗旨。这是对《周易》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本于《易传》和易学的太和、中正及中和等理论观念 ,荀悦热切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天人整体和谐 ,并将仁德之治及尚贤、养贤等看作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呼吁经今古文学结束相互争执 ,共求学术之真。这对易学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中国古代史学与易学有着一种密切的渊源关系 ,因而作为史学家的荀悦在易学史上有所贡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否定"何以成为"本体"

"本体性否定"是作为区别西方各种本体论和中国本根论提出的.其历史依据在于,人对自然性生存的"不满足于"冲动的产生;其现实依据在于,当代人既重个人利益又觉得利益无法安放心灵的综合感受;其理论依据在于,迄今为止所有的自然本体论都是一种人为的本体论,但因"人为"这一概念无法区别人的模仿与创造、沉沦与澄明,因而最后也就不能区别人与动物的根表特性.所以,"本体性否定"以"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来展开自己的"什么人为"之思.通过"本体性否定",人并不优于动物,而是不同于动物.     

“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

既然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它就不可能具有主观性、意识性,也不可能是精神的存在方式。先在的、外在于人类实践的自然空间不可能是人创造的。我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事物的原有空间形式,新的空间形式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但我们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只能改变物质的具体形态,因而,我们也不能创造空间本身,只能创造具体事物的空间形式。社会存在是物质的高级存在方式,社会存在的空间形式可以称之为社会空间。但"社会空间"不表示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社会存在包含着自然存在,不是自然存在的存在是非存在。社会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具有的空间形式。空间是物质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社会空间"不具有社会性。空间的生产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不能用"空间生产"的概念代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应当从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历史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