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

纬书将流行于两汉的“天人一体化”理论发展到极致。它把神、自然、人一体化:神自然化、人化;自然神化、人化,人神化、自然化。纬书中充满了“天人相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内容,用自然现象比附社会现象,为统治者制造神话,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纬书以政治为中心,将天理想化和社会功能化,天既象征人事,又对人事作出主动反应,从而表达了纬书作者的均平、无为的政治理想,政治调整观及政治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身体的政治意义 ——论纬书中的圣人异相

纬书中的帝王圣贤异相,与感生、 奇异天象一起构成圣王受命政治神话.何以圣贤帝王皆有异相?其本有二:一是受远古巫术文化影响的身体文化哲学,圣人异相,异相则异能;二是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身体政治哲学,即以卦气说、 爻辰说将圣人异相配合卦位,以五行说将圣人异相配合方位.纬书把圣人异相和阴阳五行相关联,其意在以五德终始推论王朝更替及王命兴衰.故而,纬书中的圣人异相具有严密的体系性,是基于历史、 文化、 政治内蕴对身体的想象.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儒教形成之原因考略

<正> 儒教教主孔子,在生前是极不得志的,他周游列国,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已是信史。“亚圣”孟子的“仁政”、“德治”之说,亦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见用。然而在他们身后,儒学却逐渐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正统真传,被推崇备至达两千多年;孔孟其人亦被不断神化而终成至尊的“圣人”。这样的命运,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远出所料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曾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以两汉神学、宋明理学诸形式出现的后儒,在其政治、伦理学说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春秋纬与孔子的神化

孔子的神化是儒家学者将孔子从人拔高到圣继而再拔高的神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子贡是将孔子圣化的开始,孟子是将孔子圣化的完成者,董仲舒是将作为圣人的孔子神化的开始,以春秋纬为代表的纬书是确立孔子神的地位的完成者.春秋纬中的孔子在外貌上是一位集历代圣人外貌特征之大成的孔子;在具体事迹上是一位带着上天使命,生而为圣人,为汉王朝制法的孔子;还是一位能预知未来,祥瑞满身,天资聪慧的神人一样的孔子.春秋纬中的孔子形象成为了历代儒家学者心目中孔子的标准像,并影响了后世的孔子造像.     

论魏源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

所谓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主要涵义是指与封建正统伦理思想相区别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意义的伦理思想因素。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它是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以后,直到宋明理学家把这种纲常原则不断抽象化,膨胀为宇宙本体,神化为“天道”“天理”,从而在哲理上系统论证了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绝对性。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断地提侣“移孝为忠”,把人伦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并与族权、神权、夫权相结合,把政治化的人伦原则进一步强化为法律原则,窒息了人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培养了人     

“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

西汉王朝初期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来源于刘敬的“和亲”建议,这一建议是在详细了解匈奴、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特点基础上而提出的,是利用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西汉王朝初期,刘邦武力讨伐匈奴的失败为刘敬“和亲”建议的被采用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和亲”建议产生的思想基础则是儒家所主张的“用夏变夷”思想。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西汉"除挟书律"的历史意义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它正式废止了西周以来延续了七八百年的官书垄断 传统,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 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 众传播的明确观念。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汉代孔子世家特殊继承制

汉代孔子世家有着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第八代孙孔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鲋,中子腾,小子树。到了汉代,长子孔鲋一支继承殷统,受封为殷绍嘉公;中子孔腾一支继承宗统,奉祀孔子,先后受封为奉祀君和褒成侯。小子孔树一支不在继承序列。孔鲋一支承袭的殷绍嘉公,与周承休公并称为殷周二王后,被尊为"汉宾",无论爵位还是食邑,都明显高于孔腾一支。这种特殊的殷统与宗统的继承制度,与汉代孔氏宗庙祭祀制度有关联。孔腾一支奉祀孔子,承接宗统;孔鲋一支奉祀弗父何,承接殷统。     

司马迁的"与时俯仰"经济观

司马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商品经济,提出了"与时俯仰,获其赢利"的经济观;主张"随时而逐利",赞扬士农工商的致富,并根据他们致富的情况,将其区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他还将西汉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最好的政策是"善者因之",将国家干预政策视之为"最下者",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

《聊斋志异·王司马》突现了王霁宇以冒牌武勇服夷,以诡计服夷,以英雄魅力服夷,其直接来自隋唐豪侠文化。汉大赋即以豪气服夷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中古汉译佛经比武赌技故事是该母题又一渊源。明代超凡武勇的中原战将让北方的外族人恐惧,对蒲松龄也可能产生影响。虽蒲公有意将背景和北人确指淡化,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松龄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从中华文明看《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史巨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我国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主要成果,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近三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史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