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怎样运作——对“改制”中资本能动性的社会学分析

1990年代中末期所发生的乡镇企业改制表明 ,社会形态的资本在产权变革中具有能动性的力量和作用。乡镇企业作为“社区里的企业”所具有的社会共同体特性构成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时“干中学”的社会场域 ,在这种场域下形成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要素 ,它具有合作性、留根性和嵌入性等特征。因此 ,当企业家赎回自己的人力资本时 ,须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 ;在社区共同体内部 ,社会资本与产权在产生“激励”时具有互补作用 ,社会资本存量可能成为观察改制后社区公共空间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变量 ,并且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具有某些产权特征。而探讨社会资本产权 ,对于理解乡镇企业改制和工业集体制解体时期社区公共空间的培育可能具有帮助。     

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

近年来,空间理论的浮现引发了一股空间研究的热潮。在农民工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空间被用作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和融合的载体。然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单体同质型”社区还是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都未实现充分的交往和融合。对此,我们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主张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和市民个人要积极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社会交往,以破解社区空间的限定性和狭隘性,促进农民工与城市融合。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政府雇员职业道德:逻辑起点、二分性及其构建

学术界基于对社会个体原有的分析范式,认为政府雇员就是单纯的“经济人”。文章通过对政府雇员制的当然主体———政府雇员进行角色定位与透视,得出其具有“公共人”和“经济人”双重角色,并由此具有“公利性”与“自利性”的双重内涵这一结论。而政府雇员的双重角色导致其职业道德二分性,也就是说政府雇员的双重角色是其职业道德的逻辑起点,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探究其职业道德的构建。     

公利性公共与公议性公共:“公共”话语研究的两个要点及其范式转型

"公利性公共"关注的是以个人内在的德性修养去驯服功利世界的分野,其优势在于以家国同构的礼法规制实现天下之共。忠孝同构的天下模式以"君"主导"贤",其心性构造从纵向维度上掩盖了横向维度的制度构造。"公议性公共"即多元力量的准入、展示、商谈和共通,"公议"立足公利,成为公共理性的精神守护,它处在与党派、政府等秩序建制的磨合当中;"公议"立足于"利益"之"有"而寻求间性之"无",公共话语研究处在实体哲学朝向主体"间性问题"的转型中,亦即公心与公法处在心性-秩序间的融合中。     

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自治 ,又能与政府、市场均衡存在 ,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得以日益增加和完善的庞大而有序的市民社会 ,作为城市社会的依托和载体。市民社会的“第三域”作用 ,将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提供现代社会更人性化的服务 ;其志愿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理想 ,且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发展有利于城市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契约型”社区的生成与发展 ,而调动使用潜藏于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 ,则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冲突及其化解路径--"社会资本"理论的合理性视野、效能及其实践启示

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构的利益交往格局所塑造的是一种“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空间,这种私人生活空间虽然是自主的,但在文化伦理与价值观上却是不自足的,它无法提供社会“公共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与市场经济着意打破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的逻辑相反,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的精髓恰在于集体行动的达成,它拥有一种实质上是发端于市场活动内在要求的自律、自治、参与、合作、信任、奉献、责任精神等文化价值观念,并构成市场社会的“引致”性文化;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它提供了有效地化解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内在冲突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充分尊重公民社会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创造社会资本生成并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构建。     

超越对立的逻辑:“义利之辩”之我见

“义利之辩”即义和利及其关系问题始终是纠缠中外伦理学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更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根主脉。时至今日,利益原则得以肯认与光大,尤其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确立更加凸现了个人利己性的价值和意义,随之也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道德的社会的负性影响,“义利之辩”再次成为人们的理论兴奋点而沸沸扬扬。义者,应当,符合道义之谓也。利者,利益也,包括私利和公利;而在义和利的特定关系链中,做为与     

市民社会、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 一兼评中国的社区理论研究

本文认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于个人自由,而保障个人自由需要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由于市民社会缺乏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因此,借助于与市民社会具有一定同构性的社区的发展,有利于催生中国的市民社会.但是社区本身又具有反现代性价值内涵,因此,社区与政治社会相对分离的特征使其可能成为发育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资源,而其反现代价值内涵又使其具有抑制现代性无限伸张的作用.在中国现阶段,主要的任务在于利用社区作为发育市民社会的"发生性和结构性资源"来发展市民社会.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渊源、主体构成以及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

本文在对村落公共空间做出概念界定与理想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正式公共空间趋于萎缩与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凸现的趋势。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网络革命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发育

Internet的网络化模式打破了以往受制于社会阶级和地理区域的人际交往模式,而创造出了全新的人际交往空间和人际关系模式,对现实的公共领域具有解构作用,构建新的虚拟公共领域。中国公共领域在现实架构上并不发育成熟,通过Inter网际互动的新的沟通模式,摆脱传统的社会文化模式,摆脱传统的社会文化束缚和现实社会自治团体不够成熟,以及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短缺等特点,促进了建立在公共领域之上的市民社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的形成和发展。     

数字时代个人数据产权体系研究——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分类视角

个人数据确权是构建有效个人数据市场、释放个人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于个人数据兼具公用和私用的双重属性,纯粹私有产权会减损个人数据的公共价值,纯粹公有产权无法保护数据主体的数据权利和数据业者的数据权益。因此,兼顾数据主体、数据业者、社会公共多层次利益的协调平衡,在个人数据产权体系构建中至关重要。研究根据数据生成方式,将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划分为直供数据、行为数据和衍生数据,借助“半公地产权”理论构建多层次的个人数据产权体系：直供数据的准财产权赋予数据主体,数据业者只能授权使用;行为数据产权分割为数据所有权和数据用益权,数据所有权保留在公共领域,数据用益权赋予数据业者;衍生数据的知识财产权赋予数据业者,数据主体仅享有特定权利。如此,才能在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企业数据权益的同时,促进个人数据要素充分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

在现代性背景下,“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之整合即为“社会整合”的要旨,有效的“社会整合”是制约经济或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脱域性之现代“社会整合”一方面对传统乡情之“社区整合”有某种解构作用,另一方面又嵌入于地域性之现代公民性“社区整合”当中。“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构成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衔接,现代性之社区与社会也就成为独立于市场与国家的坚实的社群性共同体。     

说利

利益是人劳动后的为人所需的成果,利之所以为利的两个基本特征———有用性、价值性,对于国家和个人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益是人追求的目标,更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对待利我们要做到取利求益不能忘害;见利不能忘义;取利要合理合法,不能违法乱纪;要在尊重承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之时,不忘自己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与义务。当个人私利与国家人民公利冲突时,应把国家人民的公利放在首位。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广义上包括公共存在和公共意识两方面,其出场的历史语境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所探寻到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内蕴着公共性思想的"公共存在"则历史地超越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分裂,实现了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的真正统一;同时马克思立足于扬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则逻辑地扬弃了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彼此对立,消解了这一此消彼长的"意识形态幻象"。可以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在双重意义上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对立。     

大众传媒——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和社会民主的表征。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部分,是特殊的公共空间,是政府与公民、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力沟通协调,能够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发展。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这种作用与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要全面认识和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一政治资源,就必须同时将其作为公共空间来认识和把握,使之在双向对称传播中扮演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角色,更好地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从“私人”到“真正的个人”：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考察

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何以可能,既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变必须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从人的生存状态转变的视域来看,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以“私人”向“真正的个人”的转变为前提,而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又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转变为前提。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重建个人所有制发展的必然性,为实现“私人”向“真正的个人”的转变以及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提供了根本思路。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革推动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通过考察当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复杂规定性以及“私人”构成市民社会的深层逻辑,进而塑造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破除人的生存困境。     

公共领域:一种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解读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利益的来源和民主表达的公共空间,先后经历了古代雅典的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现代公民社会四种典型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体现出不同的民主特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各种不同类型公共领域的根源,而公共领域也随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完善的独立性和时代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