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美交往活动的“复调”和“对话主义”

尽管巴赫金的思想往往被简化为复调、对话和狂欢,但如果要真正把握其思想的源头,还必须回到其早期的哲学美学思想之中。巴赫金正是在自己独创的建立在我与他人关系基础上的行为哲学,以作者与主人公(包括其未展开的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审美活动为对象,引入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从而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审美交往理论的,而其以作者与主人公间的交往对话为特征的复调和以话语为媒介、以外位性和长远时间为特征的对话主义也只有在审美交往的范畴内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西方现代社会中出现了理性精神的危机,中国也产生了理性精神失落的现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文学理论建设,必须重建理性精神,即克服旧理性弊端的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应该具有现代性、新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精神等内涵。     

精神交往和认识活动

考察人的认识活动,考察社会文化背景对认识活动的影响,就不能不研究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文化是通过人们相互交往而对认识发生作用的。交往把个体卷入了社会文化背景,交往又把社会文化因素传递给个体,从而实现了个体认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因此交往在认识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沙夫指出:“交际似乎是一个同一切有关认识的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要素,甚至在独白中的没有盲语的思想,也是广义的交际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要以任何合理的方式来研究认识论的话,哲学就不能不注意交际的问题,这是没有可奇怪的。”把交往作为认识活动的环节和前提来研究。把交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范畴确立起来,按理说是应该没有什么疑义的。     

比照解读:新理性精神

人类元文化本是同源同构的 ,尔后分流为若干支脉 ,其中的精神意识分流为欧洲的理性意识与中国的儒释道 (包括新儒学 )等两大支脉 ,追本溯源 ,基质雷同 ,形态各异。 2 0与 2 1世纪之交的新理性精神源于前理性意识 ,却富有现代特性 ,由历史出线的时域流变因、同构异态的理念文质因与本体学理的三维结构因等三条因果链建构而成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

当代文学研究已经由“内部研究”走向文化诗学。文化诗学的产生实质上是当代文化危机的需要,因此应当以新理性精神为主导。文化诗学应当是文化批评和诗学的结合,它为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开创了一个新格局。     

“新理性精神”之我见

发源于欧洲的理性具有纯知识性和形而上学两个特点,导致工具理性和思辩理性的统治。现代哲学走向传统理性的反面,产生非理性倾向。我们应当反思旧理性弊端,建设实践理性,以弥合理性与感性、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思辩的分裂。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生存与对话主义

在现代西方美学家中,有几类不同的美学知识类型,从总的面貌上看,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道地的哲学家,从纯粹哲学的思辨角度建构起来的美学理论,比如海德格尔、梅洛一庞蒂、维特根斯坦等;第二类美学的知识类型是心理学的,换言之,是心理学家从心理学角度建立起来的美学。有时我们把第一类美学称之为哲学美学或思辨美学,而把第二类美学称之为心理美学、经验美学或科学美学,如阿恩海姆、埃伦茨威格、蔡尔德等。除了这两种美学的基本知识类型而外,还有第三种类型,这种美学是一些文学批评家或艺术批评家所作的美学思考,如果说…     

“新理学”的理性精神

在我为“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准备这篇发言稿时,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冯芝生师已与世长辞。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个人曾多年亲聆教诲,尤感悲痛。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我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到校不久,便到先生家(清华园乙所)去拜望他。一见面,便觉得冯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并向我介绍了哲学系的情况,说:“清华哲学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他要我一年级便选金岳霖先生     

律师会见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 ,律师会见权从主体、客体、内容、目的、功能及价值意义等要素彰显了一种理性蕴涵。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 ,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 ,使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挥 ,并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 ,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 ,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巴赫金对话交往理论初探

巴赫金的对话交往思想,把人看作是交往中的存在,肯定语言是交往的中介,强调交往的主体间性,认为人的自由、平均的交往才是人的真正解放。巴赫金的交往思想不仅与马克思的交往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观念主义、精神主义、物质主义与精神的命运

早期现代哲学的主导形态是先验观念主义,其文化特征是追求精神的理想化,它把一切都纳入观念的秩序中,倡导大写的理性精神、超然的创造精神。后期现代哲学不同程度地受到精神主义的影响,其文化特征是强调精神的处境化,它关注精神的具体活动,突出个体的情绪体验,用小写的精神取代了大写的精神。后现代哲学表现出物质主义倾向,其文化特征是强化精神的碎片化,它一方面把时代精神定格为精神的缺失,另一方面却为绝对道德主义提供了可能。     

理解、交往与对话──西方伦理学的新走向

理解、交往与对话──西方伦理学的新走向东方朔尽管从哲学发展的纵深角度上看，二十世纪正如怀特（Ｗｈｉｔ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分析的时代”，然而，面对社会伦理思潮所展示的内容，西方文化的诊断者们却不无优心地认定，二十世纪乃是一个充满怀疑、焦虑和虚无的世...     

公共理性与多元主义

在当代民主社会,多元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逃避的历史事实,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要求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必须以全体人民的一致自愿同意为基础,这就出现了多元与共识的矛盾。公共理性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即试图通过一种平等政治主体之间的公共协商过程来解决此种矛盾。     

论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

"交往理性"是理性的崭新形态,它再次张扬了理性价值。以交往理性为根基所形成的道德实践即为商谈伦理。商谈伦理是交往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依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基本价值规范而达致相互理解的过程,它能够克服"道德分化"的困境,形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而伦理共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面对差异与分歧时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宽容、相互包容。     

哈贝马斯理性交往之现实构建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论掩盖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需要构建理性交往解决公众被非政治化的问题。然而,交往理性在现实中遭遇了知识差异、信息鸿沟、意识障碍、强权政治等阻碍,要突破这些阻碍,需要以新媒体为媒介构建交流平台,并进行有效的规制,从而实现理性交往。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与宗教

以发扬启蒙理性精神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近些年来十分重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宗教因素,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启蒙已经把宗教赶出了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反世俗化倾向与世俗化潮流几乎并驾齐驱,势头强劲,必须认真对待。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日益肯定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论证方式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相当的作用,肯定哲学尚无法完全“翻译”和取代宗教道德的内容。但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哲学-理性有其独立领域,它也不能为宗教取代。     

交往理性与自然法的批判

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的优先性立场对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法学派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它不能解决当今现实中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作为自然法之基础的实践理性也日渐式微;以自然法为指导的实践结果与自然法的初衷是相违的.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中西美学:对话与交往

在探讨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前景时,“中西文化碰撞中的当代中国美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我刊与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共同组织了下面一组笔谈,以期引起广大美学工作者的注意和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