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

晚清名士李慈铭,除了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外,也做了不少学术工作.处身于汉宋兼采的学术环境,李慈铭的学术观也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然而,要判别他属何处学术营垒并非简单.本文探讨李慈铭对汉学、宋学的姿态,并引入客观化和去道德化审视他的学术观,见出时代大转型期学人的典型面貌.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清人入关与传统学术变迁

清人入关造成了传统学术的转向 ,它迫使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断 ,并使早已衰落的理学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当然 ,传统学术的发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独立性 ,汉学的兴起正是士人抛弃理学后作出的合理选择     

邵雍的学术渊源、思想特性及其与政治理念之关系

邵雍乃宋明理学史上的“北宋五子”之一,他善于借历史之思辨来发挥政治意见,既有对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制度运作、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的系统性的思想,也不乏对时局的看法与专门领域的对策性的主张。他作为主角之一,借助洛阳这个文化舞台,演出了一幕充满各种政治隐喻的“戏剧”。邵雍在洛阳的交游对象,既有因政见歧义而闲居林下的政府高层官员,也有知识精英,形成与首都开封相对峙的文化重心。他们在情感上相互扶持,在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上相互影响,对北宋中晚期政治、文化与学术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的思想特性既有陈抟的承接,也有自己的创发,其“先天之学”就有着极深的主观色彩。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分封鲁国的学术文化史意义

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带来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官学下移,即西周王室的学术下移到了诸侯国.这在分封鲁国的过程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分封鲁国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西周时期的史官之学注入了新的因素,使西周时期的史官之学较之夏、商时期的史官之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它为春秋以来邹鲁(搢)绅之学及孔子儒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     

论“浙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代意义

“浙学”是千百年来的浙江人的文化创造和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包含了浙江大地上曾经有的文化思想成果。这一“浙学”概念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大浙学的观念。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浙学”的观念变化过程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浙学”在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学,明代扩大为心学,清初进一步扩大为理学;经过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论述,“浙学”由原来只重浙东学术而变成包括浙东浙西、越来越宽的概念。这些为我们今天确立大的浙学概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

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 ,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过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从表面上看 ,它有效地禁锢了当权者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学说的传播 ,但实际上 ,它适有助于抬高被禁锢的思想的地位 ,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影响。乾道、淳熙年间南宋朝廷的反理学声浪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前奏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书院祭祀与时代学术风尚的变迁

书院祭祀与时代学术风尚紧密相关。周、张、二程和朱、陆等理学大师分别在南宋中期及宋末至明初等两个时期登上了祭坛,而明中叶及清中叶则分别兴起了对阳明和经学家的祭祀。这实际上是对儒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理学的成熟、理学的兴盛及异趋、王学的风行与乾嘉汉学的兴起等阶段的体现。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成果颇丰,但也出现略偏于虚悬的倾向.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将我们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清初理学的研究及其方法

清初,通过思想与文化的重建运动,程朱理学重新占据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程朱理学在清代的复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不仅弥合了民族之间思想意识的鸿沟,也填补了旧的思想信仰体系崩溃之后在思想和伦理领域出现的空白。这对经历长期动乱的国家来说,对稳定社会生产关系、恢复社会基本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清初理学研究的现状明末清初,伴随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局面。今人在对那个时代的哲学史的研究中,大多只注意清初诸大家思想的研究,而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起过特殊的历史作用的…     

清顺康间理学的流布及其发展趋势刍议--以清初理学士人编刊的学史著述为例

清初,经历了鼎革之变的士大夫在劫后之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文化学术进行深入反思,写下学史著作多达 25种。这些学史著作均出自理学派学者之手,牵扯到分布于大江南北六个理学群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顺康间理学势力发展的强壮势头。这些学史著作,或者出于陆王而调和程朱,或者出于程朱而调和陆王,或者尊程朱而抑陆王,表达了不同的学术主张,是清初理学流布及其发展趋势的生动体现。这表明,至清初、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已呈衰势,但仍然不失为当时学坛的主流派别,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清初两次对台斗争及其经验启示

明末清初,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对台斗争。一次是郑成功的收复台湾,一次是康熙帝领导、施琅指挥的统一台湾。这两次斗争的共性就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的各种斗争方式综合运用。这说明了在对台斗争中和平方式与武力方式综合运用的科学性,也说明了我们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必要性。从这两次对台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出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重要启示。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