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乾嘉时期戏曲评点理论发覆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由理学迈向朴学之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戏曲评点理论发生转变的关键期.清代戏曲评点在清初顺、康年间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又迅速走向衰落.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的初戏曲评点在延续中有变化,主要表现在:戏曲叙事结构理论的延续与变异、形式批评的崇尚和反剧场化的艺术追求.这是时代思潮规训和文人戏曲评点家忽视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类"特征二者合力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戏曲评点日渐走向衰亡.     

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学术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从学术层面上说,这股实学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思理学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一种批判。针对理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一致强调学以经世的为学宗旨;针对理学无根游谈、空疏不实的弊端,他们在为学方法上倡导征实之学。这些共同体现出实学"崇实黜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乾嘉朴学的缘起及启蒙意义

“明清实学”向“乾嘉朴学”的转折 ,与清朝第一、二代知识分子微妙而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关 ,更与实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学术理路有关。朴学家以纯学术的态度和方法考订整理出儒学经典的本来意义和真实面目 ,抖落了自汉唐至宋明附加在儒学经典上的种种纲常伦理说教。正是这种“金粉尘垢”的抖落 ,使得乾嘉朴学与反封建的近代维新思潮有了某种明显的相通     

继续的群众运动——试论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 ,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论徽派朴学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徽派朴学是清代源于徽州而传播至全国的学术流派,以求"实"求"是"为治学方法,重《诗》《礼》,擅长考证与质疑。徽派朴学在代代相传的学者著作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现代文学发生后,徽派朴学作为一种学术方法或文学批评思想,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似断实续地存在着。在新文学发生期,徽派朴学是先驱者的参照。新文学发生后,徽派朴学被一部分文学理论家扬弃地借鉴。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呈现的某些特征,在徽派朴学中能够找到理论依据。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摧毁近两千年经学迷幕,清代汉学公推其为典范之作.其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考据学所能企及的上限,开创了清代辨伪疑经之风气.促成清代学术的转向,底定了朴学压倒理学,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趋向.阎若璩所实践的学术样式,所标定的学术规格,是一种明晰的汉学家法,认为考据是学术的基本尺度,经学不在于义理之醇正而在于文献考据之正误得失.     

理学与人文精神的重建——理学的意义追询

理学与人文精神的重建———理学的意义追询姜广辉一种学术思潮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无缘无故的，而必有其民族的、时代的具体社会文化的背景和原因，并表现为某种精神的、意义的省思和追求。从这一认识出发，我想对宋明理学谈一些看法。一、理学的发生：重建意义的信...     

《儒林外史》创作动因的思想史考察

清初兴起的学术批判思潮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学术背景,在反理学的内在要求下,吴敬梓完成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反理学作为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贯穿始终.统摄全篇.吴敬梓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顾炎武、黄宗羲和北方颜李学派的影响,从其交游情况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程廷祚.     

思想接力:徽州哲学的传承与嬗变

"徽州哲学"是指自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徽州籍哲学家在"徽州文化"的基地上创立的具有徽州特色的哲学体系。徽州哲学主要经历了从新安理学到戴震朴学、胡适新学的演进历程。从"理学"到"朴学"、"新学"的传承与嬗变,构成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接力",这场接力对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产生了深刻影响。     

宏观、微观与时代学风——兼议刘强《世说学引论》及“《世说》学”问题

学术代变,自古皆然。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而后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其间大体贯穿着义理与考据、宏观与微观、逻辑与历史互为反动的演进脉落。学术的演进,除了自身发展的原因,更有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化异,则学术异,按梁启超的说法,"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     

清代今文经学与维新运动

清代学术是中华传统学术的最后阶段 ,既是对中国古典学术思想的总结 ,又是古典学术通向现代学术的中介与桥梁。清代学术思想的正统派则是朴学 ,朴学的势力与前清朝运相始终。乾隆、嘉庆时代 (173 6— 182 0 ) ,是朴学的炙手可热的时代 ,以至于被称之为“乾嘉之学”。乾、嘉以后 ,清王朝内忧外患 ,而与之密切相关的朴学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真正对朴学举起叛旗并且在学术界激起狂涛的是今文经学。一、今文经学的起因　　 1.经济和政治原因清初学者的真精神 ,就在“学以致用”四个字上面。但在朴学独占时 ,一般学者都只在故纸堆中做考证工作 ,…     

清人入关与传统学术变迁

清人入关造成了传统学术的转向 ,它迫使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断 ,并使早已衰落的理学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当然 ,传统学术的发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独立性 ,汉学的兴起正是士人抛弃理学后作出的合理选择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朱筠与乾嘉学术风气

一提起乾嘉学术成就，便使人们自然联想起那些著述颇丰的朴学大师，却往往忽略了虽未留下经学鸿篇巨制而对乾嘉学术风气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朱筠。本文以为朱筠对乾嘉学术风气的形成，作用显著，其倡导之功，不在著述之下。朱筠借朝廷之力，首开辑佚之风气，而成四库全书馆开设之先声。而四库馆的开设，集中了一大批汉学精英，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推动了朴学思潮的勃兴。朱筠还以朴学训士，表彰经师先贤以倡朴学。特别是他自身探经嗜古，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尊汉学而薄宋学，重古训而轻义理，并为汉学指出了治学宗旨与门径。此外，他还广招学人于幕下，搜罗承学之士，振拔困厄之士，遂被奉为士林风会之盟主，对乾嘉学术风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本开创性的学术著作--浅评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

在世界上 ,“朴学”是我国独有的一门学术 ,而且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最近出版的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 ,为我国第一本研究广东朴学的专著 ,是作者耗费十年心血的结晶。该书的优点很突出 ,首先是内容丰富。它以开阔的视野 ,叙述明清之际广东学术概况 ,然后转入正题 ,对清代广东朴学的兴起、发展、繁荣到衰落、结束 ,作了全面论述 ;对清代朴学家在经学、史学、校勘、辑佚、小学、音韵、天文、历算、地理、金石、方志编纂、丛书校刻、乐律等方面的贡献 ,一一详细评介。为此 ,除引用有关史…     

近代中国对颜元形象的两次改造

作为清初理学复兴思潮中的一个重要侧面的颜元思想,在近代中国曾两次被加以全面改造:第一次以戴望辑于1869年的《颜氏学记》为开端,持续了50多年;第二次则以梁启超著于1924年1月的《颜李学派与近代教育思潮》为标志,迄今仍不时可以见到它的影响。本文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勾勒一下这两次改造过程的大致轮廓,希望引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论理学是一场无神论运动

理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也是一场无神论运动.无神论运动是实现儒学复兴的重要实质和内在环节,理学是一场反对佛道宗教有神论的运动,一场清扫儒学神学化的运动,一次哲学理性主义思潮.     

朴学的误读——兼论实证主义在近代中国

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往往比附于西方哲学。这种方法是否恰当值得检讨。将清代朴学类比为西方实证科学,认为朴学是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一个范例,即是一例。这是对朴学的误读。朴学其实有其内在的学术发展规律,是中国学术土壤中结出的果,它与西方实证科学完全是两回事。受实证科学影响发展出的西方实证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而接受实证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学者,其实不论对实证主义还是对中国哲学都有误读的成分。厘清这些成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特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