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人口的健康贫困探讨

健康与贫困有着密切关系。我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主要是由于农民公平参与和利用健康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的削弱或丧失、既有制度缺位、健康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农民支付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的。构建政府主导的基本健康服务公共支持体系、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健康教育是摆脱我国农村人口健康贫困的主要途径。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贫困

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发展权的“贫困”。发展权被剥夺的影响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严重,发展权“贫困”限制了中国农民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发展权对贫困主体具有内在的价值功能。正因为如此,中国农村扶贫重点应逐步从物质扶贫和能力扶贫转向权利扶贫。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等6则)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张德元在《人文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１期）上发表如题文章指出，当前农村的贫困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理论界的关注与重视，增加农民收入、遏制农村贫困蔓延，已成为＂三农＂问题的研究焦点。然而人们在研究农民贫困问题时，更加关注的是农民的收入贫困，而忽视了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这一事实。他认为，农民收入贫困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正是农村人文贫困加剧了农民收入贫困，体制障碍才是农村贫困的根源，即农村的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农村的制度＂贫困＂更重于经济贫困。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与公共治理

多元贫困理论不仅关注收入贫困,更注重对贫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探讨,这对我国反贫困事业提出更高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实现了科技扶贫和自主扶贫相结合,在提高贫困农民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帮助其缓解了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因此更符合多元贫困论的扶贫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元扶贫逻辑也有其条件约束,贫困地区应该结合当地致贫因素和资源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帮助其全面发挥扶贫效应,并防止其各类异化。     

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民生活相对贫困和收入较差的问题长期存在,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必须加强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建设。纠正歧视性制度,在公共服务、政治权利等方面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程序正义;建立弱者保护制度,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给农民制度倾斜,实现农民与非农民间的实质平等。     

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看反贫困战略的调整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得以根本性改善.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农民阶层性的相对贫困、暂时性贫困更为突出,贫困人口分布更分散,农村贫困有向城市蔓延的态势.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导致的贫困.必须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根源及主要特征及时调整我国的扶贫战略,才能实现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贫困的终结.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设想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低层次的措施和基本手段,是一项针对贫困现象而设计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救助制度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拉起了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 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是克服贫困。贫困现象基本上可以分为4种类型:遭受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因个人生理原因或能力问题造成的贫困;因地理条件差,交通、信息落后     

农村贫困的制度性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农民的贫困是一种制度性贫困,各种有效的制度供给不足阻碍了各种要素的流动,从而制约了农民的选择权,不能形成各种自由的要素市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是给予农民对各种经济资源使用的选择权利和处置权利.     

权利开放与农民的共同富裕

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权利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权利安排和开放差异是导致收入变动差异的关键。通过建立“权利开放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可从居民经济活动权利、财产权利和基本社会权利三方面,分析权利开放对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时期城乡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居民权利开放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有影响。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提出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加大力度开放农民城市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二是进一步开放乡村权利,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清康雍乾山东与德国巴伐里亚农村土地状况的比较

康雍乾时期,“耕者有其田”是山东农民一如既往的愿望,但却是德国巴伐里亚农民的划时代要求。在18世纪世界经济转型以前,在整体上,“耕者有其权”是巴伐里亚农民的生存依据,但却是山东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本文以康雍乾时期为历史中折点,说明: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迫使山东农民必须承负国家的、官府的和家庭的责任。比较之下,土地占有权向着土地耕种权的变化达到极限,使巴伐里亚的农民借助于新型社会的到来转变成为拥有土地占有权的国家公民。     

论汉代的贫困救济——以假田和赐田为例

假民公田与赐民公田是汉代济贫的重要措施。假税的税率不会高于三十税一。假民公田或赐民公田作为安置贫民的一项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破产农民无地可耕的问题,使一些因丧失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得到安置。     

投融资体制改革:农村经济改革的切入点

不合理的农业投融资体制,是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农业投融资体制,转换农业投融资机制,对于解决农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差异的缩小等这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就业,是造成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农业比较效益日益低下、我国人口的城市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水平,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较长的时期内,农民外出务工都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其加快发展。     

论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以市场经济原则促进土地有效流转 ,是现阶段农地制度安排的核心。本文用产权理论分析了赋予农民长期土地使用权的优越性和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提出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案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思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隐形流转和试点实践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规,却成为社会上通行的做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经济的飞速发展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成为必然趋势,确认其流转的合法性是立法对现实需求的回应。国家应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要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尊重农民土地权益。     

我国未来老年贫困的风险分析

未来老年人指在1975年以前出生的人群。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未来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多元化,经济和心理自立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未来老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目前处于贫困或贫困的边缘,这种状况一方面会通过非正式支持对上下两代贫困风险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会影响到他们的老年期,表现出老年期资源累积不足的倾向。因此,延续性贫困可能是未来老年贫困的一大原因。     

我国城乡双重贫困的表现、原因与对策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不可避免。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并存。通过对城乡贫困的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提出应对对策：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能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基于回归分析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表明,城乡工资收入比、城乡经营收入比、城乡转移和财产收入比四项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应采取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支持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扩大政府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等对策。     

中国农村反贫困面临困境与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当前反贫困面临突出的困境,表现为减贫效用递减、制度治一理滞后、瞄准机制失灵和漏斗效应明显。如何着眼多维视角,立足强化公共服务,在剖析贫困人口结构变化基础上,引入有限福利制度,从而突破反贫困的困境,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