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明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李贺论

中唐诗人李贺在明代诗学批评中受到广泛的关注，表现为：一，人们结合历史时期诗学趣尚，从正变理论的角度对其予以了考察；二，对北宋以来以“鬼才”贬抑李贺之论着意进行了辨驳；三，由对其作诗用语、诗法、创意等的单向度抑扬发展为作较辩证深入的见析。明代诗学批评李贺论的空间被极大地展衍了开来，这为后世李贺论的全面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才性观与人化批评

本文以几个审美范畴为基础探讨了魏晋才性观与人化批评的关系 ,认为人化批评的昌盛是魏晋才性观念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果 ,其直接影响就是产生了“文气”、“气韵”、“味”、“风骨”等审美范畴和文学批评概念 ,对中国诗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诗学批评的成功实践——评蒋述卓《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

<正> 文化诗学批评是近几年来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下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有的批评家称之为“第三种批评”。什么是“文化诗学批评”?目前国内对它的认识并不一致。王岳川就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特征概括为三点:跨学科研究性、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历史意识形态性。童庆炳也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外部研究,是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     

论唐代诗选家的审美鉴赏批评

读唐人的诗选，可见选家的取舍目光与审美尺度，而从序言与评语中则可以析出选家鉴赏批评的种种见解，如审美鉴赏向诗境整体把握的提高，以“声律风骨”为最高审美准则的确定，以及以“清词丽句”为他们的主观所好，合则取，不合则舍。这是反映唐代诗学以美学批评为主流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利于我们对唐代诗歌美学批评的理论把握。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歌批评

作为《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与《四库金书总目》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诗歌批评方面,不但许多评价得到他的认同,其中屡屡使用的“意境”“兴象”等词语也是纪昀惯用的概念,而贯穿在提要中的折衷观念更是纪昀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直接体现.根据《总目》提要与纪昀诗论的比较,我们有理由相信《总目》充分反映了纪昀的诗学观念和对历代诗家的具体看法.我们可以通过《总目》提要来间接认识纪昀的诗学观念和批评,同时对其凭藉“钦定”身份施予清代中叶以降诗学的影响给予一定的重视.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面对学术批评

也许是由于在过去那个年代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学术批评,而只有“批判”,如今有了一些学术批评,却被人们误解为“批判”,而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批判”看作就是“否定”。现在的学术批评本来就不多,可是就是这不多的批评还往往引起官司或者引得作者大发雷霆。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批评?这不仅是一个作者应当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批评者所必须要考虑的。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只关乎个人的认识和品格,还关乎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一种高水平的批评,可以显示出批评家的优雅风采和高度智慧,这样的批评很可能会成为名篇巨制,如鲁迅的批评就是如此;一…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进行了多层面的批评,具有兼容、线性和不平衡的批评特点。它批评历代诗歌所反映出来的诗学观是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旨归,以公允的态度为理念,以审美批评为情感结构,最终汇聚为一种中和式的批评思想。以现代批评观念为参照,笔者认为,它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依然存在不可避免的不足。     

王渔洋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学批评理念

王渔洋主盟诗坛近五十年,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其评价却誉与毁共存,推崇和诋娸并在,而《四库全书总目》持公允、兼容的批评态度力求对其做出公正、恰当的评判。其批评虽有某些不切实之处,但对王渔洋诗学批评所展现出来的批评态度、批评理念、批评标准,对今天诗歌批评史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一种应然的诗学：审美/伦理诗学——从美国文学伦理批评的复兴谈起

回顾古代和现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史和文论史，可发现审美批评与伦理批评此起彼伏，甚至互不相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哲学界、文学理论界发生了“伦理转向”,被称之为文学伦理学的复兴，在美国主要包括以布斯和努斯鲍姆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和以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复兴的文学伦理学克服以往审美批评和伦理批评的隔绝、对立，致力于将形式分析与伦理关怀、审美批评与伦理批评有机结合，为一种应然的诗学——审美/伦理诗学带来理论和批评实践的探索。     

詹姆逊“境遇风格诗学”中的“现象学”因素——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对象

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风格诗学经历发生期、形成期、拓展期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批评形态分别是：境遇风格诗学、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而发生期的“境遇风格诗学”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理论盲点”。从学术思想的生成看,现象学在詹姆逊批评理论萌芽发生、方法初建时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作用。以《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为起点,现象学搭建了在范畴、方法、体系上从新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径,在现象学与新批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元话语的冲突、对话、融合中塑造“境遇风格诗学”体系。此后,境遇风格诗学演化成辩证批评、社会形式诗学,现象学也从早期话语资源的借鉴应用,转为思想、方法上的理论启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对话。然而,理论话语的兼收并蓄与多元杂糅,也引发了“折中主义”危险。     

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     

论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突破及其困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文化批评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的边界 ,拓展批评空间 ,深化对人的理解 ,推动批评思维的转换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考模式 ,这是根源于现实和学术的需要而产生的自觉的生长与更新 ,推动文学批评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在喧哗的文化批评背后 ,却是学习借鉴多 ,转化融合少 ;知识描述多 ,诗意挖掘少 ;情绪有余 ,批判性不足 ;宏观理论多 ,微观个案少。由此文化批评要真正成为一种属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实现诗学转换 ,成为一种文化诗学。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纪昀诗学

《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学批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自问世以来,一直为诗歌史研究者所重视。作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编纂,纪昀的诗学思想在《总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总目》诗学批评的思想内涵及其倾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学社会学视野与诗歌批评话语——耿占春的诗学批评

在"失去象征"的日常诗歌话语场域建立诗歌的意义评价机制,这是耿占春诗学的主要特点。因此,他的诗学建构是在社会学视野与知识分子个体感知性话语之间的创造性凸显。他力求通过把概念理论化、细节主题化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后象征"时期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批评的"小诗学"图式。     

纪昀的学术批评风格

在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纪昀足可称为首屈一指的批评大师。他一方面“坐集千古之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加以集大成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以“儒者气象”的批评风格展示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文化精神。本文从“关切与理解”、“雍容与平和”两个主要的方面论述纪昀的批评风格,并揭示了这一风格的文化特征以及对当代学术批评的启示意义。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