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经济

一、“新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实质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取得了政治独立,之后,它们都面临了如何摆脱殖民地经济结构,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结构的任务。而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它们也都面临了如何对待华人经济的问题。东南亚各国的统治阶级是一些经济地位比较薄弱的资产阶级。它们出自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他政治目的,多半都曾对当地的华人经济采取程度不同的限制政策和排斥政策(新加坡例外)。其中,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对当地华人经济所采取的限制政策较为严厉也较为持久,这体现在众所周知的“新经济政策”。     

试析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越南封建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

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华侨华人规模较大地移居越南.越南封建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华侨华人政策,并逐渐细化,使对华侨华人的管理有例可循,有法可依.越南封建政府对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主要是以其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受中越关系的影响.     

美国华裔与美国对华政策

华人是美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少数族裔之一 ,但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远不如犹太人。文章通过对华人和犹太人的比较 ,说明华人在基本条件上、对政治的关心上、政见的统一上都有着种种弱点。再加上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 ,华人不得不受美国政治环境的限制 ,难以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相反 ,一些华人却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消极的作用。但历史和现实都说明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对华人有利 ,否则黄皮肤容易受到歧视。因此 ,随着华人对政治权力意识的增长 ,他们势必会成为维护中美关系的一支力量。     

高需求背景下的越南国际合作教育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起,越南高等教育随着国家经济增长而面临巨大需求。然而,越南高等教育的教师数量短缺并且学历素质低下,高校课程陈旧落后等问题严重阻碍越南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解决上述困难,越南教育部采用跨境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法,与国际高校共同培训教师,共同开发课程。越南高等教育不仅因此得到一批优秀教师队伍,而且在高校课程上实现与国际化接轨,使高等教育质量上得到充分的提高。但在国际合作教育过程中仍出现问题还亟待解决。     

17—19世纪华人在越南南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越南的地缘特征,相较临近的其他各国侨民,华人移居越南要相对早些。经历了较长的时期,华人遍布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移居到越南北部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官吏和士兵,而商人(除了宪街、升龙的华人)较少,因此越南北部的华人群体通常规模小而且分布零星,没有形成像中部和南部那样大的规模。自17世纪以来,一些商人和官吏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逃亡至越南岘港居住,在阮主的支持下去开发南部。华人群体在越南南部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不仅对居住地区变成繁荣的商业都市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越南今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19世纪,越南南部华人居住的一些都市,如农耐大街(古老街)、美萩大街、河仙港市、堤岸等都是区域内和国际上重要的商业和货物中转中心,这里面就有华人的突出贡献。     

越南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述评

越南自１９８６年以来推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其不断拓宽和加深着的对外开放政策贯彻了“多交友、少树敌”的方针，主要目的是为了越南自身的经济利益。越南的外交政策不仅为越南争取了大量的外资，而且提高了越南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     

美国移民政策动因分析

在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外来移民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移民政策因而成为美国社会机制的一个重要层面。美国移民政策的制定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关,政策动因各具特色。基于提供平等人权与促进经济发展两个根本动因,美国确立了鼓励移民的立国思想。此后,美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自由开放、限制与选择、限制松动、全面改革几个时期以及21世纪初的局势突变阶段,其动因特点分别为经济动因至高无上、种族主义兴风作浪、政治动因十分突出、政治与经济动因并重、国家安全成为重中之重。这一演变反映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实质。     

专题视点: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一条孤立的航线和几种大宗商品的海上贸易，它应该是多维的系统。除多线航路系统不论，多边贸易系统亦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即商品并非只有中国的丝瓷、茶叶，商船并非只有中国的帆船，19世纪以来，英、法、美等新殖民帝国取代葡、荷、西等老殖民帝国，在环南海地区扩大了殖民地，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圈，不仅欧美的服饰、文化、医药、军工产品继踵而来，而且印度及东南亚地区的鸦片、香料及橡胶、石油等工业原料也逐渐成为大宗商货。海上丝路千帆万船，仆仆于道，但人们的活动远不只经贸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文化影响也一直相随其中，这就是多元交流系统。为了深入研究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多维系统，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会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同仁，通过“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以1405—1945年间中国人在环南海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活动及中国文化影响产生的地理景观为切入点，探讨作为这些活动主营力的人口本身的空间移徙、社会组织及其生存发展方式，深入发掘环南海文化圈的底蕴，阐明环南海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形成的空间过程，华侨华人拓殖空间及其与自然、人文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本期“环南海历史地理研究”专题特推出三篇论文，对中越宗藩关系影响下的越南疆域与政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经济地理进行深入解剖，比较鸦片战争前后宗藩关系与非宗藩关系体制下的环南海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以往对清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朝贡体系或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剖析。《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一文通过详细的材料分析，指出阮朝建立初期为解决过长的南北领土与有限的控制能力之间的矛盾，借鉴西山朝“三分统治法”创制的“京—城”区块结构，其内部仍叠套有圈层结构政区，并且由于出现诸多弊病，不得不很快中止，仿效宗主国清朝改行督、抚、布、按分权共治的省制，而没有按照其支持势力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充分说明宗藩关系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关于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有人曾消极认为“无国家社会历史进程依托”“无理论背景分析框架”“无系统经验研究支撑”，而历史地理学恰好就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和多层面框架，《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和《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两文就是例证。前者论证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粤、闽籍商人源源不断前往越南，涉足商业、矿业等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政治互信，由此可以看出，清代中越两国之间不仅存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而且在经济上紧密依存，华商构成了清代中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见证了清代中国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后者论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华人移民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在英属婆罗洲地区进行农、工、商业经济开拓，奠定了当地经济地理格局，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导向。同时也客观指出，华人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华人商业较为封闭与内向，主要依靠外埠华人或欧人公司与其他地区发生经贸联系，华人经济活动格局既与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也是英国殖民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素为学界薄弱环节，为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出国门，我们愿抛引玉之砖，作一尝试，望方家不吝赐教。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族认同:以东南亚华人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人的国族认同以及在相对情况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华人人口分布和从事的行业、各国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演变和现状及华人的反应密切相关。大致而言,采取严厉政策,如以宗教信仰、居地限制等预设“种族长城”隔离华人,则华人较不易融入该国社会,也不易形成对该国的国族认同,甚至坚持本身的国族和文化认同;反之,采取包容政策的国家,华人往往能融入当地社会并取得国籍。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华人即使取得居留国的国籍,一般仍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其中尤以汉族中的亚群客家最为明显。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排华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影响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美国实行了针对华人移民的排斥政策,而排华政策对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及华人社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华人入籍、人口增长、与美国社会的融合、经济结构、教育等方面。     

中国特色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本土经验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70年发展实践最为关键的主线就是国家一直以来的大力扶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关系建构、民族政策演进、民族经济实践、区域经济政策,以及40年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民族八省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实践成效,总结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本土经验,具体包括: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全面小康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的政策工具、"一带一路"的外在动力、绿色发展的内生潜力。这份经验总结揭示了中国模式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运行机理和理论支撑,体现了中国特色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关系。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二战以后 ,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逐渐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当地 ;其族群认同也从认同于中华民族转为认同于华人族群。各国华人的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 ,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不同 ,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 ,或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他们作为东南亚人 ,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论越南胡朝的兴亡和属明时期的若干问题

原陈朝辅国太师胡理元篡夺陈氏权柄而建立胡朝,胡氏为王之后,推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政(如改革朝纲、限制名田、限制蓄奴和奴婢、定税制、发行纸币、统一度量衡等),但新政如昙花一现即告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改革的政治、经济和阶级基础.胡氏得国伊始,多次急欲举兵北侵中国,南伐占城国,使新政权失去国内人士和大明的支持,终于失国.15世纪初,明入越的深刻原因在于胡氏派兵屡次寇边,侵占广西边陲诸地;再者胡氏父子发兵侵掠占城国土,占王一再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被迫出兵入越,以回击胡氏对中、占之入侵.越属明20余载,推行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如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输入汉文化、官复原职、军复原伍、民复旧业、废除胡朝一切苛捐杂税、鳏寡孤独者设养济院收容、凡有德之士均被启用、重定税制、减轻赋税、奖励开垦田粮桑丝、以利生产;设立驿站、发展交通、鼓励中越文化交流、发展汉越文化等.明朝对越南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上述诸事,我国史学界鲜有评述,而近年来某国学者有不实之说,为此,正本清源,勘正讹误,还历史真相.     

云南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国家历来重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关心.云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促进民族团结、改善民生、民族繁荣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和措施,在边境和人口较少地区总结推广"一族一策"、"一山一策"、"一族几策"的成功经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方针,严格区分和较好处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协调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坚持用制度和法律法规极大程度地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的实现;大力培养、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促进民族干部队伍素质的提升;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民族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民族文化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民族团结,维护了边疆稳定,在云南形成了多民族和睦相处、"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大家庭.     

论清朝统一新疆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逐渐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同时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元明以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又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当地当时特点的民族政策,使其深入人心。虽然其民族政策具有以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利益为最根本、在维吾尔族聚集的南疆地区实行汉回隔离政策等局限性,但从总的方面来讲,是加强了新疆诸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抵御了外来侵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中国的民族事务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事务。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肩负着13.7亿人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重任。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对着消除民族问题"历史遗产"的复杂形势、面对着解决民族问题现实因素的繁重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确立和实行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定了一整套以制度、法律、政策构成的,立足于真正平等基础上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民族政策体系,有力地维护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坚持和完善这套民族政策体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必须高度重视的任务。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     

关于坚持和完善民族优惠政策的几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对加强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亲切关怀,受到了各族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欢迎。但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人对这些优惠政策提出了质疑,有些人甚至提出取消这些政策的主张。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二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些政策。本人在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李维汉对我党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

李维汉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完全突破了苏联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民族情况的民族理论,制定实施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实际的民族政策,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民族和谐的典范——论贞观时期的民族融合

论述了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调整统治政策,对民族问题作了妥当的处理,使一度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