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兼驳“距离论”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很明显,小平同志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改变这个口号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长期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那么,今后该怎样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小平同志更具体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看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

论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马捷莎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２６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     

物质具有可知性吗?

秦淮沙同志在1985年《晋阳学刊》第二期上发表了《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之不能成立》一文。这篇文章很有新意,读后深受启发。文章的第四部分否定了我国哲学界某些同志所提出的所谓“世界可知性原理”。对此,我完全赞同。这里,仅对秦文作一点补充和发挥。秦文指出,所谓的“世界的可知性原理”,“不是说明思维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论证世界本身的‘可知性’,”把“对世界的可知与不     

评《论〈文心雕龙〉的纲》

马宏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心雕龙>的纲》一文,其中的许多新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此,我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马宏山同志还在《文史哲》1979年第1期上发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上发表《<文心雕龙>之‘道’辨》,有些观点,与《论<文心雕龙>的纲》一致。本文间或征引此两文语,一同评论。“本乎道”《文心》的第一篇《原道》,是论“本乎道”的专篇。“原道”,即“原于道”。“原”字后省略介词“于”。《经传释词》:“于,犹乎也”。《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说:“原,本也”。所以“原道”犹云“本乎道”。是说作文要以“道”     

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与储小平同志商榷

把马克思的历史尺度理论同他晚年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联系起来考察,是一个艰深而有魅力的课题。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一文,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马克思晚年除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外,“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卡夫丁峡谷’确实是可以跳越的。”对此,储小平同志的《马克思的历史尺度与东方社会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竞争——与李德华、金名俊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在1979年第七期和1980年第四期分别刊登了金名俊同志的《竞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李德华同志的《竞争是商品经济共有的客观规律吗》两篇文章。我认为,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竞争规律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李德华、金名俊同志说:“竞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竞争不是‘商品本性’的表现,而是‘商品生产者的天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正>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和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坚持和贯彻了这样的观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在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唯物主义群众观,学习邓小平同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品格,这对于端正党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相对真理也是客观真理——与陈中立同志商榷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一样都是客观真理。但是,陈中立同志在《社会科学辑刊》第四期发表的《论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因素》一文中,却把真理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所谓的“完全正确”,“不包含错误”的绝对真理和“不完全正确”,“包含错误”的相对真理,又用这种理论直接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包含着错误因素”。我认为,这个结论,一方面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完全割裂;另一方面又把相对真理和错误因素混同起来。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单线论”还是“复线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时间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所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单线论”。这种“单线论”把人类社会复杂的历史过程看作是:原始社会     

天津应更加开放把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最近,全党、全国都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其中《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一文,是小平同志1988年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谈话的一部分。那次会见是我陪同的。小平同志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这里,小平同志讲“还要造几个‘香港’”的落脚点是在“要     

关于生产力二要素论的探讨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光明日报》所载友红同志《关于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等概念的理解》的文章,一九七八年《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所载郁幕镛同志的《论社会生产力》的文章,都主张“生产力应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三个要素”。一九七八年《经济研究》第九期所载王殿俊同志的《关于生产力的两个问题》一文,主张生产力既是三要素又是两要素。我认为,生产力的三要素论或既可三要素又可两要素论,都是值得商榷的。生产力的三要素论和二要素论的分岐,在经济学界和哲学界都由来已久。王学文同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张鱼同志的《关     

《论束脩》引文校勘

<正> 《齐鲁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刊出杨佐仁同志《论束脩》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对《论语》中束脩的“真正涵义”提出了一些看法,其论证方式颇新颖,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不少引文中或错漏字、或错标点、或错篇章名目等,疏漏较多,有损该文形象。为使《论束脩》更臻完善,今特将错漏之处检出,代为校勘,并就正于杨同志。至于该文论述过程中的一些新论,亦有不敢苟同者,拟另文请教,此文就不涉及了。 (1) 杨文说:“郑玄解束脩为‘谓男子年十五以上也’”,全文直接引此句凡四次,均同。郑氏《论语注》已佚,今查多本转引、辑录者,均为“谓年十五以上也”,并无“男子”二字。盖其时男女有别,尚无女子外出求学,孔门亦未收女弟子,是不必有“男子”二     

《论形体》并非“佚文”

编辑同志: 顷读贵刊今年第二期所载闻一多先生《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以及黄延复同志的。《关于闻一多佚文<论形体>》,颇觉诧异。黄同志的文章说:“《论形体》是闻先生专为‘唐亮西洋画展’所写的一篇说明书”,“最近于清华大学档案材料里发现。”事实上《论形体》一文当年已经正式发     

关于“意淫”一词的解释

严云受同志在《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见《红楼梦学刊》86年2期)一文小说:“由于当叫历史条件的限制,曹雪芹只能借用陈旧的字眼,杜撰了‘意淫’这一词语,来表达当时生活中新出现的事物。‘意’,主观、心灵方面;‘淫’,浸淫,增进,扩展。 ‘意淫’,实即个性发展的意思。”其中把“意”简单理解为“主观、心灵方面”是正确的,而对“淫”这样解释就成问题了。     

二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

1978年底,我写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一文(刊《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对当时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有关论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张怀瑾同志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本文拟专就张怀瑾同志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的《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一文(以下引张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关于康德思想的分期有误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赵冬垠同志《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文说:“西方哲学史家历来把康德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期’和‘批判时期’,而以《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那一年——1780年作为分界线。”我认为此说不妥,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首先,赵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间,前面说“是1781年出版的”,后面又说是1780年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

我们拜读了牙含章同志在《民族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后,深受启发。牙含章同志通过丰富的汉藏历史语言资料,在深入研究以上问题的同时写道:“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我们根据突厥和维吾尔文献资料,对牙含章同志所提出的问题加以考证,并提出我们的一点浅见,以供研究藏族史的同志们参考。藏族人民自古以来把自己的族名称为“bod”或“bodba”。最早记录藏族情况的汉文《甥舅联盟碑》(又称《会盟碑》),公元823年立。后晋(公元936——946年)、宋代(公元960——1279年)成书的《新唐书》、《旧唐书》中“吐蕃”的‘蕃’字,     

家庭功能是持续减少吗?——与高健生、刘宁同志商榷

高健生、刘宁同志的《小型化是家庭发展的趋势——兼评托夫勒的“回家论”》(以下简称‘高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期),十分精炼地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家庭的发展趋势,得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并对世界闻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回家论”作了评价。在绝大多数主要问题上,我是同意高、刘二同志意见的,但对家庭功能的发展趋势,我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商榷。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出:人类家庭发展的总趋势——小型化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