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观念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找制约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开展的观念性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东盟未来身份新的定位。     

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禁毒工作皆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国与东盟禁毒警务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与基础，可以针对所存在的困难与不足，通过探索构建禁毒合作网络体系、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禁毒合作、加强合作保障等策略，将禁毒警务合作上升到中国—东盟禁毒命运共同体建设高度。     

“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可行性探讨——基于“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的诠释

自1957年卡尔·多伊奇首次定义"安全共同体",到伊曼纽尔·阿德勒与迈克尔·巴涅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对我们理解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视角。尤其是东盟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成果,其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运行逻辑对中国与东盟"10+1"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作用。而唐世平提出"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为我们理解国际系统的转变尤其是"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更具演化性、系统性的分析范式。本文则主要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出发,讨论"中国—东盟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可行性,为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治理逻辑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完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以安全为基石、发展为内容、法治为保障、价值为纽带的结构特征.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治理的战略擘画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蕴涵了物质层面、治理层面、价值层面等多维度的关系系统,遵循“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统筹发展的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国际关系旧观念的全面超越,为世界人民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互联网治理新秩序框定了共同努力的方向.     

各民族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

各民族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党的民族工作百年历程和历史成就中,各民族根本利益始终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层面发挥着根基性的作用。各民族根本利益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基础,增进民族平等团结的社会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保障,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化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力,满足各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利益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因此,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格局、发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生机活力、协调总体利益与多元利益的中国智慧等三个层面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坚实的根基。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中国与东盟需要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而公共卫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呈现出多边、双边、国家间三种类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法律规范文件尚待完善、行为主体亟待丰富、工作机制需要健全、国际化专门人才储备有待加强、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亟须强化等现实问题。为此,应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通过规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法律文件、设置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专门主体、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人才储备、轮流设置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议题等措施,促使中国与东盟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形成合力,提升双方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效能。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网络虚拟共同体的重构

网络虚拟共同体是数字化时代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分析网络虚拟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坐标——共同空间和共同性。网络虚拟共同体处于稳固的共同空间中，而这种稳固性离不开现实中可以正常运转的数字化设备；网络虚拟共同体的共同性体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自身以及网络空间的同质化。网络虚拟共同体所处的网络空间可以囊括全人类，进而同质化成为人类共同境遇。要解决网络虚拟共同体中的同质化问题，就必须在数字化时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论阳明学派的共同体学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新形势所提出的新型价值观、政治观、自然观。这一学说既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也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智慧。阳明学派以“良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本体论依据，为人类为何要构建共同体寻求答案。此外，阳明学派也期望经由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路径实现共同体之理想。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阳明学派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与拓展。对阳明心学共同体思想的分析，有助于科学阐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视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新解读

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对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范畴分析,时代性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视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关系,重在构建利益共同体;从人的发展逻辑阐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追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呼吁共同价值追求提供根本价值指向,重在构建价值共同体;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真正共同体实现过程的阐释,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各国生产力共同发展、实现共担发展职责、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重在构建发展共同体。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助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中国智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正确引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强劲动力.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尽可能地上升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助推的原因、条件以及实践路径进行探讨,以期在文化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建议.     

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推动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与重要的角色。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向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在东盟社会与文化极其复杂与多样的环境下,社会文化原则的认同与规范一致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以人为本、社会福利、社会正义、捍卫人权、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现代的社会文化观念,成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与重要原则。尤其值得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规范原则以及实践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借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往的历史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公、权利失衡和责任赤字等世界之乱,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理论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内在要求。在行动路径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利益共生的世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权利共享的世界,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设责任共担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全球语境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分析

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文化差异普遍存在的现实基础上意义重大，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并存，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建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物质性特征，跨文化传播就是实现文化物的功能性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全球语境和理论认识的高度，超越“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跨文化传播结构，实现文明对话沟通效果的最大化，回归真正集体认同和价值归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体系。超越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传播是文明对话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其关键是超越文化自我和建构文化认同，实现全球语境下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常常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尤其是2017年前后,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共同主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关于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精髓、核心,也是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的"中国理论"。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共识,建设价值共同体;坚持共建,建设行动共同体;坚持共进,建设发展共同体;坚持共治,建设安全共同体;坚持共享,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构成一个较为严密的体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对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及当代价值

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哲学维度的探讨并结合时代背景予以考察,能够深刻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现实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髓,是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重要环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代价值,为当代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