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有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可以保障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从而保障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但是，对于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来说，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便无从保障。从域外经验看，凡是建立“协商程序”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例如美国和日本，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以及理论和实务上均承认律师与被追诉人谈论证据，例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以此保障被追诉人认罪前对指控证据的知悉权。开示范围作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关键，当前应特别注意“不一致陈述”、“污点证人”证言、讯问录音录像资料、技侦证据和无罪、罪轻证据的开示。对于没有保障被追诉人证据开示权的，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无效。由于证据开示设置在审查起诉阶段，缺乏中立裁判者监督、维持开示秩序，因此需要规定控辩双方违反开示义务严密的制裁措施，尤其是赋予法院命令开示的权力。配套措施的完善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检警关系，实现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二是加强对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三是加强法院对控辩双方违反开示规则的审查，以更好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反悔权研究

被追诉人反悔权是指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有权不再认罪认罚,之前达成的认罪认罚具结书不再有效。其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防范冤假错案。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单方声明,而不是公法契约,是被追诉人反悔权的制度基础。对立法的教义学分析表明,我国规定了认罪反悔权、量刑反悔权,限制了程序反悔权。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的反悔权应当主要采取明示的方式,不能基于辩护人的辩护推定被追诉人反悔。被追诉人反悔之后应当否定认罪协商之后取得的供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生成机制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生成机制存在本质不同,生成机制的差异使得两类案件的量刑建议在性质、效力、调整机制层面具有内生性差异。目前中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生成机制为检察机关单方主导下的量刑协商模式,符合控辩协商机制的基本要素,但也存在控辩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不对等的潜在风险,应当逐步向控辩双方平等协商模式过渡。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得以生成的内在逻辑在于认罪认罚被追诉人的具体量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允许控辩双方协商,且参与协商的双方主体均存在权力(利)妥协和放弃的空间。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生成需具备意思要件、主体要件、行为要件以及结果要件四个要件,遵循协商原则有序运行。为保障该生成机制良性运作,应当规范检察机关权力行使机制,优化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机制,强化被害人量刑协商参与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的规范解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来，取得了很多实效，对于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提高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是法检关系、被告人权利保障、律师介入等问题。为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需要回归制度设立的初衷和运行的底层逻辑，这就是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两个方向的改革与充实。具体来说，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我国认罪认罚实体上的从宽主要是量刑的优惠，控辩只能在成文法框架内协商，但是也有规律可循，即于比例原则制约下在法定幅度内选择某个点做出量刑建议并最终确定刑罚。在程序上，认罪认罚制度虽然简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些诉讼权利，但从利益衡量的视角来看，该制度推动轻缓强制措施优先适用，压缩了审前羁押的空间，甚至可以不起诉而结案，这减轻了被追诉人的诉累，也适应了新时代司法改革少捕慎诉慎押的要求，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提高效率。既然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大幅降低，刑罚理应下调，同时证据收集难度下降，程序自然简化、加快。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再审视

被追诉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决定了程序从简的合法性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意愿与行为形成了“身脑一致”的状态,其在主观上具有意志自主、内容明知和利益期待三项前提,在客观上体现为自愿供述、自愿认罪、自愿认罚三种行为。虽然当前立法规定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依据,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仍存在着立法疏漏、司法障碍以及整体运行环境限制等多重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的特征,各有侧重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依次加强对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自愿性的保障、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罚自愿性的保障、在审前阶段辩护权的保障以及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司法审查。与此同时,还应消除制度隐患,继续推进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使被追诉人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从根本上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有限上诉权之构建——以376例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裁判文书为样本

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审程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权利保障是刑事法治不可偏废的价值依存，但是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上诉行为的双面性易使制度设计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滥用诉权的现象已招致诸多负面效益。应将认罪认罚后的上诉权划分为绝对上诉权和相对上诉权，一审判决结果违背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理念时被告人享有绝对上诉权，相对上诉权可以分为有因上诉与阻却上诉两种情形。在防范限制上诉权带来风险的同时，达致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与制度规范运行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助推认罪认罚上诉程序步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我国刑事诉讼中书证开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或审理过程中,按照法定的条件及程序,将各自掌握的,满足证据三性要求的以文字、符号、图案等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称为书证开示.我国由于缺乏证据开示制度设置,庭审中"证据突袭"的情况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庭审效力和对证据认定的准确性.针对我国书证开示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明确书证开示的原则:不对等开示原则;全面开示、例外不开示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并明确书证开示的时间、范围,以及不开示的法律责任,建立不开示书证的救济、保障机制.     

证据开示基本模式研究

证据开示的基本模式是指参与证据开示的主体在证据开示中的基本的关系格局。证据开示的基本模式包括单方开示和双方开示、法官事前参与开示和法官事后参与开示。我国应选择双方开示和法官事后参与开示的基本模式,并据此对整个审前准备程序予以改造。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宪法原则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公正优先、优化司法资源和人权保障等宪法意义。但是,在该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存在有损害“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之嫌、抑制被追诉人救济性权利、削弱被追诉人防御性权利、被害人人权保障的缺位以及被追诉人自愿性保障不足等问题。为此,有必要通过探析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体现,将宪法原则融入完善措施中,如以公权力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协调公权力的分配机制、以公民对公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完善上诉权的救济机制、以实事求是的宪法精神完善值班律师的辩护制度、以人权保障原则促进被害人的参与机制和以法治原则增强自愿性的保护力度。     

认罪认罚案件集中化审理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完善——基于S省基层人民法院的试点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过程中,集中化审理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它契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为本、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非对抗"式诉讼格局的改革趋势,顺应当前我国"员额制"司法改革的形势需要。实践中具有案件类型相对集中、程序启动方式多元、被追诉人主体意识增强、证据规则适当简化等鲜明特征,然而,伴随着控审集约性要求与案件移送分散性之间的不平衡、认罪认罚真实自愿性要求与协商平等性之间的不相宜、辩护正当性要求与辩护有效性之间的相抵牾、庭审内容简约性要求与庭审实质化之间的难协调等诸多隐忧,亟须从构筑案件准入转出联动平台、加强审判阶段认罪认罚自愿性明智性审查、提升获得律师帮助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性

一、证据开示制度概述证据开示是指诉讼的每一方当事人向其对方当事人提供和展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文件以及其诉讼请求或抗辩的其他有关材料的方式和程序。本文所论述之证据开示主要是就民事诉讼而言的 ,而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 ,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 ,是专指审判前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证据开示源于１６世纪下半叶英国衡平法司法实践 ,至１９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普通法和衡平法诉讼时 ,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１９３８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 ,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从发展趋势…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几点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强化对抗求证,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是促使法官当庭认证的需要,也是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要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就要修改补充刑诉法,明确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规则,确立以法院为中介的控辩双方交换证据的稳定途径,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背景与机理：关于设立证据开示程序的反思——一个跨文化法律移植的话题

英美法国家的证据开示程序实为英美法国家为克服对抗制的机理缺陷 ,实现诉讼效率 ,防止伏击审判而设 ,是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借鉴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庭前程序的产物 ,其生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在我国目前的诉讼构造下 ,引进英美证据开示程序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必要性而言 ,现行的庭前程序完全可以胜任证据开示程序的功能 ;就可行性而言 ,在现行的职权主义色彩还相当浓厚的诉讼制度中嫁接证据开示程序的确有些超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证据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对民事诉讼的重要性是毋庸质疑的。但如何使这些客观材料进入诉讼程序,进而据以判明是非曲直是一个程序制度上的问题。对此,我国在规定举证责任的普遍原则的同时,设立了诉讼证据保全制度以及法院依职权收集诉讼证据制度,但在此之上却没有再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手段加以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本文试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分析,借以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建议,期望有助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一、证据开示制度的含义及目的 证据开示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各方当事人在审理之前从对方当事人那里获得证言、文件及其他证据的权利和方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认罪认罚制度是在司法有限主义的指引下设置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认罪认罚制度应当在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理念之下,进行基本条件与附随条件的设置,在尊重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合意"理念,通过司法风险排除程序与司法评价程序的设置来实现认罪认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期对我国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     

我国刑事案件证据开示制度探讨

从摆脱目前证据交流不畅现状、完善诉讼结构、加强对被告人权利保护、减轻法官庭审压力等几个方面论证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结合日本以及目前民事诉讼中的实践经验、我国目前的尝试,分析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对开示程序的设置提出具体设想。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