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异议之诉研究——对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解析

对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进行了理论阐释,阐述了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概念、特征,剖析了第三人异议之诉的主体、诉讼标的和事实理由等各构成要素,探讨揭示了第三人异议之诉审理程序的特殊性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揭示了第三人异议之诉在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全面论述了第三人异议之诉的理论问题和制度架构,丰富了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内容,促进了执行救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为执行救济制度乃至整个民事执行程序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构建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是保障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在执行程序中不受侵害的重要制度,可分为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其目的在于全部或部分排除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或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我国现有的异议之诉的立法缺陷在提出异议之诉的主体、异议之诉的审查程序、审理结果、对异议之诉的救济和监督等方面均有体现。在对执行救济制度的程序价值全面认识之后,应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的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对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实体权利给予全面的保护。     

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事由剖析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法律为第三人享有对抗他诉生效裁判扩张侵害其权益提供的事后救济途径,提起事由关乎撤销之诉适用的范围,防止第三人滥诉和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根据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设立不同于再审事由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事由,即提起事由必须基于某种实体权利;必须基于受他诉裁判权力扩张带来不利益;事由是以排除他诉裁判效力带来的不利益;基于他诉裁判生效之前已存在的实体权利.     

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涉诉信访的实质是与诉讼有关的申诉与控告,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程序正义救济实体正义的制度设计,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相似.涉诉信访的主要成因有行政矛盾的转移、司法和信访体制存在缺陷、诉讼程序制度不完善等.化解我国当前过度信访现象的出路在于将信访规范化、法制化和诉讼化,将涉诉信访纳入再审制度,加强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建设,强化释明制度和判决书的说理性.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完善——以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关系为展开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在案外第三人救济上部分功能重叠,在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下,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扩张情形下的第三人救济。结合立法背景、体例安排和制度规定,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兼具救济第三人和防治虚假诉讼的功能,应当定位为有别于再审程序的特殊救济程序。在适用层面,主体范围上应放宽至一般案外第三人;竞合问题的处理上,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执行异议竞合时应当适用执行异议,与再审程序竞合时应当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随着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逐步建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价值功能将回归至没有受到程序保障案外第三人的权益救济,进而实现既判力扩张情形下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重置。     

未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对强制医疗的司法救济研究

无论是从解决我国当前实践中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存在的问题出发,还是基于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行为属性的分析,我国对未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之强制医疗,事前可以无司法审查但事后不能无司法救济。《精神卫生法》第82条规定为未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对强制医疗寻求司法救济提供了可能的法律依据,但其操作性还有待增强。     

刑事合规出罪功能的比较考察与中国路径

以合规为企业出罪事由的刑事法律制度,可以分为事前合规实体出罪和事后合规程序出罪两种。以企业犯罪暂缓起诉制度为核心的事后合规程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均具有出罪功能,但各国对是否还应确立事前合规无罪抗辩制度存在分歧。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开启事后合规程序出罪的本土化探索,在建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以企业与责任人分离追诉为基础,构筑以立法权和行政权限制检察官裁量权的制度。基于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在犯罪预防功能方面的互补性,应在“集体决策责任论”中纳入以事前合规为由判定企业无罪的法解释空间。在合规双重出罪模式的司法保障下,扩张企业犯罪圈和增设强制合规义务可以成为治理企业犯罪的有效立法手段。     

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规制

2015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首次赋予了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提起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带来的损害可以提起诉讼以寻求救济的权利。这是我国首次从立法的角度承认对恶意诉讼行为可通过另诉的形式进行救济。恶意诉讼行为是基于故意的主观内容,恶意地利用纠纷解决机制,追求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外其他目的的诉讼行为。我国应汲取国外经验,对恶意诉讼行为既从实体法角度规制,围绕实质损害进行救济,也从程序法角度调整,依托当前的立案登记民革完善撤诉审查机制。     

预防性不作为诉讼:行政规划救济的路径选择——从城市规划中强制拆迁自力救济悲剧说起

近年来,因城市规划及其实施而导致的悲剧事件时有发生,凸显了我国司法的缺位.预防性不作为诉讼的核心是司法机关通过事前的审查阻止行政机关作出某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法理上的制度正当性具有特殊性.行政规划具有未来性特征,强制性规划后续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规划救济与预防性不作为诉讼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在不适于采用事后救济的特定情况下,应该允许相对人提起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应处理好审理期限和规划后续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期限之间的关系,保证司法保障公民权益的实效性.     

论我国行政许可撤销程序的构建——兼论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许可撤销中的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包括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两大部分,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撤销的实体内容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是其程序内容一直缺失,因此在我国行政许可撤销中进一步完善信赖保护原则的程序内容意义重大.应立足于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与维护法的安定性的基点上,并在充分分析我国行政许可法关于行政许可撤销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构建我国行政许可撤销程序,一是确立告知制度保障当事人知情权;二是引入听证程序保障当事人抗辩权;三是明确赔偿救济标准保障当事人救济权;四是增加时效制度提高行政机关效率.     

推进我国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思考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参与、民意表达、权力监督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实施中遭遇涉法涉诉信访复杂化、非理性化等挑战。由于相关立法不完善,存在司法腐败现象及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制度等,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与信访功能的扩张性之间已呈现出博弈之势。"诉""访"分离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前提,完善案件受理机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关键,依法及时终结案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有效途径。应当完善冤假错案追究机制、司法救助机制和对无理闹访者的责任追究机制,为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论广告发布行政监管制度的完善

我国当前虚假违法广告被大量发布,行政监管不力是重要原因。应当健全广告的事前及事后监管制度,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确立完善的监管人责任制度并切实予以落实。     

犯罪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要承受犯罪行为带来的各种伤害。而在司法实践中,他们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一方面应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公力救济途径,及时赔偿和补偿被害人。另一方面应对当前存在的私力救济方式进行规范和引导,借鉴国外被害人援助机构的成功做法,建立和完善我国被害人援助组织,全面救济被害人受损权益。     

赋予强制力抑或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执行和解双重救济制度的完善

执行和解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的协商意愿,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提供缓冲余地,但双重救济模式的救济选择权和救济范围仍需进一步扩张.现行执行和解双重救济模式下,当事人的救济渠道仍不足以处理复杂的司法问题,因此是否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和是否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成为学界和司法界争论的焦点.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即赋予当事人第三条救济路径,扩大了当事人的执行和解救济选择权;而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在性质上则是事前规制,主张加大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力度.两种完善构想都应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类型和履行程度加以区分,明确不同情况下执行和解救济程序的选择,通过对救济模式的优化,最终实现当事人应有之救济权利.     

论刑事诉讼中的诉之变更制度

刑事诉讼客体是刑事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单一性与同一性。在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中,诉之变更制度包括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制度及公诉变更制度等,即在检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权改变、追加或撤回起诉的法律制度。诉之变更制度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手段,虽受刑事诉讼客体单一性与同一性特征的限制,但本身并不为诉审同一原则所排斥。为完善诉之变更制度,我们应采用诉讼客体自然事实同一说理论,结合诉审同一、控审分离原则,使诉之变更制度更趋合理,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目的。     

虚假广告管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虚假广告的存在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严重影响着当今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虚假广告管制制度对于保障广告信息传播的公平性和准确性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最为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完善虚假广告管制制度已经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一大难题。目前,对于虚假广告进行管制的主要有三种制度:广告行业的自我规范管制模式;通过对于违反广告法规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民事诉讼模式;政府部门出于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规范市场行为的行政执法模式。文章通过对美欧等地广告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关高管制制度的一些构想:针对广告管制方面的行业自律失范情况,明确相关行业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职能;针对虚假广告诉讼缺位的现实情况,在充分利用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保留广泛的其他可选择的执行措施;针对行政执法资源不足,形成一般广告与特殊广告相互补充的审查机制,完善"事前审查制"与"事后监督制"的责任设定。     

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研究

奥运会后完善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保护运动员合法权益,实现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为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奠定了基础;目前运动员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整体设计不足,覆盖不全面、历史责任界定不清和监管困难的问题,奥运会后,应采取建立运动员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解决运动员社会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建立运动员职业年金制度、实施积极的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政策措施,推进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股份回购中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

股份回购在成熟的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活动 ,而在我国还仅仅是一种金融创新行为。股份回购中 ,控股股东经常凭借其地位优势和资金优势 ,滥用控制权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 ,我国在股份回购立法中 ,应坚持股东平等、公开披露等原则 ,加强对中小股东事前和事后的法律保护。如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完善股东大会决议制度、建立异议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等 ,从而保证中小股东在受到损害时能获取救济的权利     

比较法视阈下的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改革

我国的公诉审查由过去“实质审查”转向为“形式审查”后,公诉在程序效力上已接近“有诉必审”,而在对不起诉裁量权的五种事后救济程序中,司法救济未取得一席之地,这使我国的司法权在公诉审查阶段未发挥其应有的制约公诉权滥用及排除法官预断、保证集中审理的功能。在考察英、美、德、法、日五国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立法在该制度配置上的缺陷,提出改革我国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方案,可以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为刑事诉讼公平、有序和高效率的运作提供保障。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困境及出路分析

近期我国虐待未成年人事件频发,过往事后治理模式不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障,故需要探索建立事前和事中防止未成年人受虐的治理模式。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发现和干预虐待未成年人事件的第一步,但我国目前报告主体的范围过小、应予报告的内容不明确、报告的时限和受理机关的规定不完善、报告责任形式未予细化,需要进一步对上述问题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