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统辖西域的重要物证 汉归义羌长印小记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凿空”之旅进一步密切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往来,为汉王朝统辖西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设置西域都护府,并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下分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千长等,保留原来西域诸国名称,封任原有的首领。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     

略论西汉时期陈汤经营西域

西汉陈汤,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物。西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以西域都护副校尉身份同西城都护甘延寿前往西域赴任。在任职期间,率领戊己校尉屯田士卒及西域诸国的军队,平定为害已久的郅支单于,维护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陈汤由西域回归长安后,因“矫制”发兵和其本身存有的缺点,如“素贪”,几次被罢免官职。但陈汤     

"文化整合"语境下的西域文化

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当然 ,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多元 ,更不是分裂的理由。古称“西域”的新疆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文化区。从表面上看 ,西域一向通行“胡语” ,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 ,但实际上 ,汉化与胡化一直在祖国的这片热土上生动地进行着 ,特别是清王朝统一新疆后 ,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应看到 ,经过 2 0 0 0年的政治文化整合 ,西域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应继承中华文化整合的优良传统 ,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达到“三个高度认同” ,即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认为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参照系的文化整合 ,应是祖国统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唐代边塞诗中的南疆形象和西域文化书写——以岑参诗歌为例

岑参作为清代以前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深入西域地区并创作大量西域诗歌的诗人,其西域诗中记录了南疆地区的形象和他眼中的西域文化,这些诗歌对南疆地区的战略要地情形、自然景观和西域文化景观进行了书写,丰富了自汉代以来人们对西域、南疆形象的认知和想象,书写了唐代西域地区的文化形态。本文梳理了岑参两次出塞的时间与路线,认为岑参边塞诗中的地名书写传达了唐朝西域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性,通过对沙漠、戈壁、天山、风、雪及其他“奇异”之物的书写,使西域文化以诗歌的形式流布。岑参边塞诗中对西域地区马、乐舞、语言及其他意象的书写,彰显了西域文化的精神特质,再现了西域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将西域文化以边塞诗的形式保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以岑参为代表的唐代边塞诗人们开拓出来的边塞诗是我们理解西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之后历代西域诗人想象西域的文化记忆宝库。     

高昌回鹘与河州

高昌回鹘曾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记载的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在高昌回鹘的历史长河中,它虽然是一段不受关注的插曲,但对于元代以降的河州而言,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对于一部分高昌回鹘迁徙,落居于河州的研究,不仅是对高昌回鹘史研究的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对大批东迁至河州的西域民族的研究,为解决河州民族史上一些悬疑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角.     

论西域文化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文章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条件、西域的屯垦移民促使汉文化的广泛传播、西域教育使汉文化逐步植根于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文化维系力的重要性。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制度和习惯法

本文根据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中的有关记载,探讨了西域诸国的王位继承、职官、刑法、婚丧等制度和习惯。     

蒙·元时期回回等西域族类东迁过程疏证

蒙·元时代的历史运动,导致了亚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和流动。这一时期,大量居葱岭以西的回回人、钦察人、康里人、哈剌鲁人、阿儿浑人、阿速人、斡罗斯人、术忽、也里可温等,或因被俘、降附,以军士身份被签发东来;或以工匠、驱口(多妇女儿童)被掳掠而来;或为技师、官员因招募、任职而来;或以商人、教士因贸易、传教而来。他们的东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土的民族结构,并对元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分别从蒙古兴起初、蒙古三次西征及元朝建立后三个时间段,对上述西域族类的东迁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从而探究了蒙·元时期西域人东迁的历史轨迹,明晰了其活动线索,并说明自蒙古兴起直至元代末年,西域人的东迁过程始终未曾间断。     

先秦时期西域地区胡巫研究

巫作为先秦时期一个特殊的群体,是知识的掌握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学界大多认为是通过商人、部族迁徙及战争中的士兵等实现的,很少有学者论及胡巫这一群体在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根据西周遗址中出土的蚌雕人头巫像和胡巫“西王母”,周穆王西行的向导、翻译、使者河伯栢夭,以及阴山岩画与《山海经》的关联论述胡巫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所起到的先导和开启作用。     

元代亦都护家族的后裔——西北民族史札记之一

一二○八年,成吉思汗西征,久已沦为西辽藩届的畏兀儿国,乘机杀西辽少监而归降蒙古。一二一一年,畏兀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赴蒙古草原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他的主动降附十分高兴,将女儿也立合敦嫁给他,封他为“第五子”,“宠异冠于诸国”。此后,巴而术家族得以保持畏兀儿“亦都护”的地位。到世祖忽必烈时,亦都护纽林的斤战死有功,元朝又封赠亦都护家族为“高昌王”。这样,以后的嗣位者均称为“亦都护高昌王”,直至元朝灭亡。 关于亦都护家族的世系,中外学者根据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等史料,做过不少考证工作,基本上已梳理清楚。明太祖洪武三年,冯胜攻占兰州,军锋指向河西,最后一位亦都护和赏,“自永昌率府属诸辕门内附”。明朝封和赏为杯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并诏许子弟世袭其职。洪武七年九月,和赏     

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

10世纪以来,中国出现辽、宋两个北南对峙的政权,两者都与西域伊斯兰诸国保持着长期的使聘关系.与宋朝不同的是,辽朝主要依靠陆上通道与西域地区进行交往.这一时期,西域的波斯、阿拔斯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均与辽建立了政治联系,相互间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麦地和光芒的情义

有个波西米亚风格的朋友是做西域研究的,每次从新疆回到北京总会给我带一块硕大无比的艾曼克馕。作为稻作地区长大的孩子,我对面食一向“不感冒”,但馕是例外。     

西域历史地名浅论

本文论述了西域历史地名文化的地位, 西域历史地名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及其阶段性特点, 西域历史地名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其他特点和构成形式等。     

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

关于元朝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 ,本文认为大体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以及过渡到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 ,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朝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 ,至元年间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2000年以来两汉西域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两汉政府开发两域的政策,通西域的人物、西域的经济开发等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     

论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以酒俗和饮酒诗为核心

文章考察了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情况,发现只有西域酒俗对唐诗尤其是唐饮酒诗影响最大。西域酒俗具有迷恋性、狂欢性、自由性三个特点,这在李白以及其他唐人大量的饮酒诗中都有突出表现。     

试论西域文化对入驻西域蒙古人的影响

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 ,在简要论述蒙古社会传统状况的基础上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探讨蒙古人入驻西域后所受的西域文化影响。蒙古人在入驻西域时是以统治民族自居并希冀以本族文化影响当地诸族文化的 ,但在漫长的风雨沧桑中经几百年多民族交流、合作与互动以及西来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 ,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当地文化影响而最终成为维吾尔民族的成员。这是文化互动、民族互动的结果。     

帕米尔之鹰—塔吉克

报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监狱,已经四年没有关押犯人了。这个“无人入狱”的罕见趣闻,说明了这里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我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地方。全国的塔吉克族,有72％在这里聚居。全县19,000多人,有16,000多人是塔吉克族。这个祖国最西部的边远县与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自治县境内高山绵延,冰峰耸立,只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客观环境比较独特。塔什库尔干是塔吉克语“石头城”的意思,两汉隶属西域都护,是走“丝绸之路”者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