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兀儿村读书记——四等人

元区别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为四等,待遇不齐,此自系就统治者阶层间言之。蒙古乃元之统治民族,置之首位,不须别作解释。色目一辞,首见钱易《南部新书》,所谓姓氏希僻(参锡缜:《(彳曰夂)(彳句夂)轩随笔》色目条)。又按:王銍《默记》(卷中):刘琯弃官跣足走灭下访母,行次汝海间地名彭坡者,遇目者指示之,果然效验,事定,因访目者而莫见也。问于村中,亦曰未尝见此色目人,云云。是此称呼已泛用于宋人矣。迄于元代,乃谓各色名目汉人地位高于南人而低于女真契丹,金已如此。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     

龚自珍向日本商船访求佚书的一封信

龚自珍曾经写过一封向日本学者访求佚书的信,收录在他自刻的《定庵文集补编》中,题名为《与日本商舶求佚书书》。这封信不但是他一生好学嗜书的见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页珍贵的历史文献。 信在开头说:“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论语疏》至;迩者,《佚存丛书》至,所著《七经、孟子考文》亦至。海东礼乐之邦,文献彬蔚,天朝上自文渊著录,下逮魁儒硕生,无不欢喜。翘首东望,见云物之鲜新。”     

龚自珍集外诗文录

龚自珍集外诗文录王贵忱王大文清贤龚自珍,是我国１９世纪前半叶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生平著述繁多,除其生前刊行的家刻本《定庵文集》（初集）三卷、《定庵文集》（即诗卷《破戒草》上下两卷）和《定庵续集》（即《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和杭州陆...     

从《升庵诗话》看杨慎的诗论

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以函海本《升庵诗话》和杨慎《诗话补遗》为主,搜集诸本,“详加考订,伪者正之,复者删之,缺者补之”(丁福保《重编升庵诗话弁言》),辑为《升庵诗话》十四卷。中华书局在《历代诗话续编》的新版中,又辑录遗漏的升庵论诗十八则附于后,使之成为目前《升庵诗话》中最为完善的辑本。《升庵诗话》卷帙宏富,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有专门对诗歌理论的阐述,有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赏析,有对遗诗的搜录,有考订名物,纠正错误等等,充分体现了“升庵渊通赅博”(同上)的特点。而其中的理论阐述和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赏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多有独到之见;“以资闲谈”(《六一诗话》)的内容极少,因此同时代人和后人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明顾起纶所撰《国雅品》称“用修《诗话》,深于辩核”。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在     

《报任安书》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研究司马迁和《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关于这封信的写作年代,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考定在汉武帝太始四年。王国维说:“案公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按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     

龚自珍研究的崭新成果——《龚自珍年谱》评介

<正> 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有关龚自珍研究的一项可喜新成果.龚自珍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在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家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对龚自珍的研究是较重视的,也有—定成绩,但作为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翔实资料的工具书之一龚氏年谱,虽然有清人撰写的龚氏年谱三种,却都非常粗浅,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如黄守恒的《定庵年谱稿本》和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只是—定资料的积累,过于简略,且真伪考辨欠工,穿凿之处屡见:对龚氏思想发展并未理出明晰线索:而吴昌绶撰《定庵先生年谱》,     

近代诗说与诗例举隅——龚自珍“诗与人为一”说与《秋心》

“三百年来第一流”(柳亚子《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其三)的诗人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曾授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他是封建末世夜幕上的一颗璀灿的启明星: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近代文学开山作家、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与魏源等更法革新的主张,开康、梁变法维新之先声。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     

笔记的类型和特点

一中国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许多文人有做笔记的习惯,因而出现大量的笔记,现存达数千种之多。如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自序云：“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自序云：“贤士大夫谭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笔记源远流长,可以远溯至先秦,唐宋时笔记有较大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则大约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稍后,罗志仁作《姑苏笔记》,刘昌诗作《芦浦笔记》,龚颐正做《芥隐笔记》。宋代笔记数量大增,形式多样,流派纷呈,…     

金圣叹伪造施耐庵序显证

因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得大名的金圣叹,他的艺术见解,有些是当时颇为独到的,当然也有他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而且删改原书,自称获得古本,那手段也实在使人摇头。至于《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四那篇所谓施耐庵“自序”,则更是伪品,也早有人指出了。但是何以证明它是伪品,而又是金圣叹所伪造的?’辨伪者还未举出有力的理由。严敦易先生曾经怀疑这篇施《序》本来不是拿来序《水浒》的。“因为他一句话也没有涉及《水浒传》的任何     

文苑遗珍书林秘籍

这里发表的《文苑遗珍、书林秘籍》一文。是对戴名世《忧庵集》的评介。《忧庵集》从无刻本,为《南山集》所未收。二百年后,禁书重出,自为读者之快事。此书的思想锋芒也为《南山集》中所未见。它有着重要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对于戴名世的思想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对此书作了提要钩深,重点突出的介绍。尝鼎一脔,足快先睹。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色圈点"考论——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中的"五色圈点"为例

本文就《文心雕龙》杨批中“五色圈点”的运用和源流及其文化背景作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杨慎在批点《文心雕龙》时,用得最多的是黄色和红色,其次是青色、白色和绿色,而且杨慎较为关注《文心雕龙》的文学性与书中的“整严新巧”处“。五色圈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先秦到宋明长期的孕育与积淀过程。“五色圈点”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的五行文化,小背景是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五色”与“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圈点的产生反映了在中国古人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圆”这个图形崇拜的心理,也离不开中国古代“言不尽意”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     

《史记》校记三条

近读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得校记三条,述下,以资参考: 1.《乐书》云:“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按,两节”字衍一。此文采自《荀子·乐论篇》:“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可为证。史公变荀文“合奏”为“奏合”,为古人行文惯例,“合奏”与“奏合”,义本一揆。从句法来看,“节”字亦不当重出。2.《扁鹊仓公列传》云:“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按,“药论”后夺一“书”字。这是史公叙事之笔,下文阳庆     

《尚书》与《老子》的比较

孔子整理删定《尚书》,必定先要熟读与研究是书。由此推想,作为史官的老子,其研究《尚书》所用功夫当不少于孔子,他所接触到的《尚书》自然也比孔子多。既然《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臣谈话纪录、君王文诰,作者是史官,倘若老子生逢周文王、武王、周公之类的君臣,也会成为《尚书》的作者。又《荀子·劝学》说过“《书》者,政事之纪也。”《老子》也主要是言治道,把尚书与老子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两者之相通,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改造、发挥。因此,我们能否这样说:《老子》是《尚书》的春秋部份,只是它没有可献之君,也未经君王认可,故而只能流传民间。为证实这个看法下面对两者作一简单比较:     

《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

袁中郎在《觞政》一文中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逸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又《与董思白书》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从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枚乘《七发》内容是说吴王的太子有病,枚乘用饮食、美女、音乐、打猎、观潮等事去诱发他,寄寓规劝之意。金瓶梅中也有饮     

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

宋 元之 际，民 族矛 盾 激化 ，官 学 衰退 ，书院 在社 会 教化 中 扮演 了重 要的 角 色。 元 政府 推行 “汉化 ”政策 ，又借助 书 院强 化了 社会 教 化功 能 ；书 院社 会 教化 有 许多 途径 ，如面 向 士庶 ，宣 传 民众 ；敦亲 睦族 ，稳 定乡 里；祭 祀先贤 ，承 传精 神；培 养学 生 ，表率 社 会等 。这 一 切对 宋 元之 际的 社会 起 了重 大 的影 响，即 使对 于 今天 也 有一 定的借 鉴 意义 。     

傅山《老学庵笔记批注》(学术资料)

按:傅山手批《老学庵笔记》,藏人民日报图书馆。现将文中批注录出,封面及书眉有章节内容提要,所书皆重复书中人名或史事,省略未录。封面录赵元镇语:“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又评曰:“毛德昭喜大骂,剧谈,最可笑。”     

朱熹从道谦学禅补证

笔者曾作《弃儒崇释的真实写照》一文（《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对未熹从道谦学禅之事进行了考论。之后又陆续见到一些材料，因作四点补充如下。1．关于道谦与朱熹父辈的关系据《大慧禅师年谱》载，建炎四年宗杲住持海昏云门庵，“时开善谦、荐福本、东林颜、雪峰空凡二十余人侍师而往”。绍兴四年三月，宗杲至福建长乐，住广田寺、洋屿，五年正月迁莆中灵岩天宫庵，再移泉州小溪云门庵，道谦皆随行。（《补续高僧传》）卷十一《道谦传》：“后随妙喜庵居泉南。”）七年，宗杲由泉州北上临安，住持径山寺，道谦随行。（《嘉泰普灯录》卷…     

从《汉书》看王莽用《书》及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汉书》中相关文献的检索,王莽用《书》包括依《书》正名、造势,依《书》布政、施政,引《书》议事等方面。王莽辅政、当政期间,也采取了一些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考论《五经》,定娶礼;筑学舍,增博士,征经士,集群说;为太子置师友;尊儒者,立学官;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等。     

从《五卷书》到《老人星之光》——文本与图像流传的梳理

《五卷书》是一部古老的印度寓言故事集,亘古至今从未失去活力。伊本·穆格法的阿拉伯语译本《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五卷书》传播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文本。10世纪初此书有了波斯语译本,16世纪初,诗人瓦伊兹·卡希甫创造性地重编了新的波斯语译本,并命名为《老人星之光》,它是《五卷书》传播史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此后该书又被译为印度及中亚的多种语言。本文探究了从《五卷书》到《老人星之光》及其后续文本与图像的流传,初步还原了这一流传过程,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与图像所表现出的异同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