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僧人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相结合形成佛教书法.僧人书法是佛教书法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历来对僧人书法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僧人书法精神性的研究和类型化的比较有助于了解佛教与书法之间结合的内在联系,以及佛教美学精神对书法艺术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形式的渗透和影响.首先探讨僧人书法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梳理

明代所谓“西天”，是一个含义很宽泛的地理概念，往往包括中国西藏和整个南亚次大陆在内的广大地域，狭义上则指古代“五天竺”的地理港畴。元末明初，来自“西天”迦湿弥罗的佛教僧人萨哈拶释哩在中国传法弘道十余年。他去世后，中国弟子智光宗承师说，发扬传承，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印度密教特征的佛教教团即“西天僧”。达个教团以北京地区为中心，与宫廷皇室及宦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位尊崇。其宗教影响也进人到宫廷冲。智光去世后，其塔葬处所建寺院被赐名为“西竺”，其弟子于其茶毗处所建寺院则被赐名为“西域。     

烧火和担水

一位担水的僧人,长得五大三粗。他脚力好,力气比常人都大,一人担4桶水,也面不红、气不喘,众僧见了,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称其“神力”。 与担水的僧人同住一间禅房的是位烧火的僧人。相比之下,烧火的僧人就长得文弱多了,他像一根豆芽菜,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众僧经常拿两人作比较,很多时候都是取笑烧火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     

东晋南北朝时期印度来华僧人与汉地佛教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佛教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社会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对新的佛学理论的接纳、吸收也变得迫切。同时 ,在纷乱的社会状态下 ,南北分裂 ,政权林立 ,为各种佛教学说的四处传播提供了众多的发展可能和机遇。此外 ,中西交通中的南海道也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时印度僧人来华进程高涨且颇具活力 ,形成了“二秦 (长安 )”、“南朝 (建业 )”和“北朝 (洛阳、邺都、长安 )”三个印度僧人活跃的中心时期。印僧一方面集中传译佛经 ,宣弘佛理 ,另一方面又从此三中心而辐射全国 ,影响北及突厥、南涉交州的几乎整个中国地区。     

从龟兹壁画看说一切有部佛陀生身"有漏"思想

部派佛教时期,在佛陀观上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佛陀生身"有漏"、"无漏"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命题.说一切有部依据"三世实有,法体恒有"的根本理论,主张佛陀的生身是有"漏"的.在论辩中举出佛陀的一系列事迹来证明.龟兹佛教长期奉行说一切有部,龟兹石窟保存相当数量反映佛陀"有漏"内容的壁画.通过与佛经对应,龟兹壁画可以印证说一切有部的佛陀观.通过研究进一步揭示龟兹石窟的佛教派属关系.对深入研究龟兹佛教历史有所裨益.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所反映的戒律问题

新疆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壁画内容主要有本生、因缘、譬喻等内容,从壁画内容上分析,是小乘佛教戒、定、慧三学在佛教实践中的反映.根据佛教"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划分,这些壁画内容都属于律藏系统,这些故事画绘在石窟中,起到强化戒律、静思禅定的作用.龟兹地区出土的有关戒律方面的经典,这与古代龟兹地区一向戒律严谨是相一致的。     

论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的佛学共性与特色——以说一切有部菩萨观为主题

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研究,向佛教思想本质、属性、体系、演化和两者的地缘与人文关系等文化背景方面拓展,是深化研究的必然取向。本文根据佛教艺术“表法”原则,以说一切有部的菩萨观为主题,对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中所展现的佛教思想共性与特色,作初步探索。     

从戒律自身原因看唐宋敦煌僧人之违戒

戒律是僧人生活中之最高法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僧人修行程度之高低与是否能够遵守戒律关系密切。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推进,自印度而来的佛教戒律自身也出现了某些松动,这些松动却恰恰成为僧人违戒的重要原因。文章试从戒律之繁复、前后矛盾以及戒律的让步等方面分析唐宋敦煌僧人违戒的原因。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略论北朝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素食风气

北朝时期,佛教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着佛教信仰者的生活。由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佛教信徒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而使素食风气盛行。这种素食风气表现在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的斋食与日常饮食上。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对素食采取放纵的态度、南朝梁武帝对佛教素食大力倡导的影响以及因民族融合的加深而使北朝少数民族饮食生活的改变,都促使当时佛教僧人与世俗信徒素食风气不断扩大。     

由陆路到海路:唐代前期入印僧人主要交通方式的转变及其原因

唐代前期,中印之间佛教交流进入一个繁荣的新时期。大批唐朝僧人为了求得印度的真经,不畏路途遥远和艰辛,立志到达印度。在这个时期,僧人入印求法的主要交通方式有一个大转变,大致以唐高宗麟德二年为转折点,之前入印以陆路为主,而在那之后,海路逐渐取代陆路,成为僧人入印的主要交通方式。这一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得海路交通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唐代西北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各民族之间战争不断,严重阻碍了中印之间的陆路交通。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     

教在魏晋南北朝的传播——据僧人出生地加以研究

本文依据僧传中僧人出生籍贯地,用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方法对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的传播发展加以研究。帮助了解佛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从《菜根谭》看佛教对儒家缺陷的弥补

长期以来,学界对佛教怎样通过流行的古代立身处世格言著作而走进士大夫生活的问题探讨不够.本文通过剖析《菜根谭》以佛教弥补儒家缺陷的观点,说明唯有“百花齐放”才能满足人的多层次需求;“越是民族的,越有亲和力,越是世界的.”     

论慧远与何无忌沙门袒服之辩

随着外来佛教向社会生活的渗透，尤其是东晋以来僧人与社会上层的交涉增多，僧人章服仪轨与传统礼制的差异，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变得明显起来，引起士流的关注。除了一再出现对僧人不拜王者感到格格不入，晋宋之际还出现关于僧人袒服、踞食之习的质疑。相对说来，袒服问题较之于踞食问题可能更为紧要。     

龟兹佛教研究的定位问题

龟兹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但是在中国判教运动兴起后,龟兹佛教逐步边缘化。近代开展的龟兹佛教研究,出现诸多概念错位、属性混淆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与龟兹佛教的历史定位与理论定位不明确有关。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我们认为,龟兹佛教研究的历史定位应为:佛教的部派佛教历史范畴;理论定位应为:部派佛教时期的阿毗达磨即毗昙学理论体系。     

说一切有部的弥勒观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龟兹是小乘说一切有部文化中心,克孜尔中心柱窟图像构成是小乘僧人一佛一菩萨(弥勒)崇拜的反映.本文探讨了说一切有部对弥勒菩萨的态度.从与说一切有部相关的典籍中检索出有关弥勒的文献并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个部派其实反对弥勒崇拜,这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理论的两个方面--克孜尔石窟的教派属性,以及弥勒菩萨的图像志.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及其文化遗存考臆

龟兹属国为两汉于上郡所置之县,治所当在今陕北榆林市榆阳区南120里处之下盐湾.其民以西域龟兹国降民为主.龟兹国民主要为吐火罗人,源于南俄大草原,约于公元前3000年迁入新疆.从西汉宣帝始,龟兹民众陆续迁移上郡,至东汉末止.龟兹民众内迁,带来了诸多文化因素,至今仍能在陕北榆林、米脂一带住民的人种、姓氏、宗教、方言、地名、古迹等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人种因素.吐火罗人为白种人,其女性十分漂亮.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当为吐火罗之对音,源于龟兹女性形象;再如龟兹国全民信佛,其移民自然将佛教文化带入上郡.陕北方言中"婆姨"(指已婚妇女)一词,系从梵语佛教的"优婆夷"(女居士)而来.     

论龟兹石窟研究的重大意义

龟兹石窟文化不仅是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更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实证来看,以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新疆从行政区划上便已列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古代新疆文明是在以佛教为主导并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与佛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佛教中唐入滇考

对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关于时间问题,有“东汉说”、“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初元说”;关于路线问题,有“中土说”、“吐蕃说”、“主流说”。本文研究了前人的各种观点,征之以文书,证之以文物,斟酌损益,权衡得失,认为佛教传入云南应在中唐,传入路线应有多种,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关于南诏佛教的构成,本文认为,南诏佛教虽以密宗阿吒力派为主,但境内尚有其他僧人活动,所见胡僧、骠僧和蜀僧,也并非都是密宗派别。若把南诏佛教简单地净化为阿吒力一派,无异于自树藩篱,丢掉研究唐代云南佛教的许多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