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识宝"型故事试析——"他者"视角下回回形象的透视

"回回"作为一个指代特定人群的名称,在传统汉族社会中长期扮演着"他者"的角色,而这种认知的形成又和汉族对早先胡人的历史记忆紧密相关.这生动地反映在汉族社会中长期流传不辍的"回回识宝"型故事里,本文通过对该类故事的源流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考察,揭示了传统汉族社会是如何从以往的历史记忆中寻求资源并与现时相整合从而构建出大众话语中的回回形象.     

回回华化的现代案例:托茂人语言、姓名的回族化

回族是"回回"华化的结果,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都有此方面的记载和表述.托茂人是一个现存的蒙古穆斯林群体,其在当代社会的回族化,生动地再现了回回华化的一些细节.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历史的现在"与"现在历史的过去"的交互文本.     

从经堂教育到新式回民教育——回族教育史上的巨大转折

在历史上,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发展,回回民族的教育也在产生和发展。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把回族教育史分为四个阶段:元代至明代后期,是回民教育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元初)东来的回回人,多是伊斯兰教徒。当他们领着他们的后代参加日常宗教活动时,也就把自己的宗教知识自然地教给了他们;一些宗教职业者的后代,则以父传子继的方式,从父辈那里学习宗教知识;与此同时,一些回回上层的子弟,也积极拜师访友,学习汉族文化,走上仕途。这就是回民教育的萌芽。明代后期,胡登洲正式在清真寺里招收“满     

明代西域入附回回人口及其分布

近年笔者在整理明代回回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关西域回回入附内徙中原的记载数量最大,始自明太祖洪武中,迄至明神宗万历初,历时二百年,年年有之,月月不乏,可谓是继元代以后中国历史上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又一次高潮。兹仅就明代西域入附回回的人口及其分布情况作一简要介绍,或可有益于明代回回问题的深入研究。     

韩国的罗氏与修谱--兼及韩国罗氏与中国罗氏的关系

韩国姓氏是新罗、高丽时期崇尚中国文化模仿汉族姓氏建立的,与选择姓氏相联系的就是一些氏族将中国人作为东来韩半岛的始祖,建构氏族的早期传说与历史,族谱创立与发展过程与此密切相关.朝鲜实行科举制,形成以士大夫为中心的两班社会,是宗族及族谱文化发达的社会成因.韩国的罗氏有罗州罗氏与锦城罗氏两大支,其较为确切的历史都始于高丽王朝末年,两支罗氏在17世纪都修有大同谱与派谱,是朝鲜氏族固有世系记载向中国宗法式世系记载转变的时期,比较全面地接受中国族谱文化,也对族姓的历史进行了建构.韩国罗氏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早期的历史,需要继续研究.     

论明代“戏禁”政策对士大夫阶层戏剧活动的影响

明代初期以树立朝廷纲纪、防止官员腐化为根本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士大夫阶层的"戏禁"政策,其经历了从明前期厉行规约到明中后期渐行废弛的发展过程。明初朝廷在树立"礼乐治国"的形象以拉拢士人、实现吏治清明、倡导节俭风尚等方面的需要,是这些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戏禁"令本身没有全面禁绝士大夫的戏剧活动,也没有对戏剧在文坛业已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冲击。宫廷演剧风尚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皇帝个人对戏剧的爱好,都推动了"戏禁"政策最终走向废弛。"戏禁"政策显著地影响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戏剧活动,戏剧教化论观念成为明代文人戏剧理论的重要基石。     

“君德成就责经筵”——《玉牒初草》所见君臣互动考察

关于宋代的皇帝教育方式之一的经筵讲读,在制度层面上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积累,但对于经筵讲读的具体情形则鲜有研究。宋代玉牒的唯一遗存《玉牒初草》,则有着大量的经筵讲读的记载。尽管记载仅有短短两年,但作为一个剖面,具现了宋代经筵讲读的场景。这些记载不仅可以将制度规定形象化,并且可以补充制度记载的缺失。更为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记载,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士大夫按照内圣外王的理念引导和教育君主的场面清晰地展现出来。读经读史,重在现实。经筵讲读作为政治议论的场所,也反映了士大夫对君主的影响。而讲读过程中的君臣互动所浮现出的君主形象的另一面,也很少见诸其他史籍。     

清代前期回族的政治地位

回族源流始于唐、宋、元,形成于明,发展于清,至咸、同间,云南、西北回族遭到空前浩劫,元气大伤。辛亥后,在恢复中有新的发展。元代回回人的地位,一般高于汉人。回回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活跃于各地,对于元朝的开国以及元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影响,同时,较优越的政治地位也有利于回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元代海运大开,对于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回回人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明代曾把回回称作“回夷”,这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同时也说明回回巳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明代开始时,回回人与蒙古人的地位有相似之处,由于北边蒙古军事力量的存在,为了以广招徕,明统治者对于归附和安插在各地的回回,既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又不放松戒备与防闲。明代的海禁政策,影响深远,中国同西方在发展上渐渐拉开了差距,勇于开拓的回回民族在经济开发上也深受闭关之害。到明代晚期,回族人巳     

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在元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空前浓烈。降及元末,族群等级差异虽依旧存在,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和不满蒙元统治的抵触情绪却逐渐淡薄,并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一统政权及民族成员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与元朝"汉化"政策的持续推行、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密不可分,它进而又推动了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

从多民族国家的观点来谈论语言教学，历史上某些非汉族语言既是外语，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契丹文和女真文的研习是辽金时代非汉语教学的主要内容。蒙古国时代，燕京出现了畏兀儿文与蒙古文学校。至元年间，元政府建立了蒙古国子学与回回国子学，其中回回国子学中还教授一种回回会计速写字符——亦思替非文字。明代在翰林院中设四夷馆教习八种语言。四夷馆为教学需要编写了番一汉对译辞书和番语教材。明中期之后，根据对外交往的要求，在馆中又设立了新的外语专业。满清入关之初全盘继承明制，仅改名为四译馆，专业语种设置不完全适合实际需要，至乾隆年以后方有所改善。明代及清初中国民间的外语教学主要是穆斯林经堂教育中的回回语文研习，常志美是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从雅俗之辨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雅俗之辨,其实就是文化与文化观念的差异,亦即士大夫所代表的精英文化(雅的层面)与大众所代表的通俗文化(俗的层面)的对峙。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无不存在着一种雅俗之辨,即雅与俗的两分。然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乃至行为实践,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两大趋势,无论是由雅趋俗,还是由俗返雅,尽管是时代风气的表征,但其最后的归趋则是经历了雅俗互动之后的雅俗兼备。     

藏文化环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以一个家族口述史为例

处在藏文化环境中的回族,拥有复杂的亲属关系。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其家族成员的民族归属上。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家族部分成员对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这一传承是在藏、回两种文化之间作出的艰难抉择,而且困境还在继续。具有如此中间状态民族身份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缓和着民族之间出现的不愉快甚至矛盾。对此,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中应当予以关注。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

张掖大佛寺保存的西夏黑河桥碑与黑河流域的平天仙姑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碑文是关于平天仙姑事迹的最早记载。平天仙姑信仰起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清楚,自从明大司马侯东莱重修仙姑庙后,仙姑信仰便逐渐兴盛和发展,传遍了几乎整个黑河流域,成为黑河流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河西战争不断、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背景是仙姑信仰逐渐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反过来,仙姑信仰的兴盛和发展也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社会现实。     

回回人的“天房”意向: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与游学关系初探

本文详细梳理了明清时期回回社会游学与苏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在教派门宦这一特殊领域内回回人的"天房"意向。本文认为明清时期回回社会的游学促使了苏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教派门宦的建立,教派门宦建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游学的发展,无论是教派门宦的创立还是教派门宦创立之后的举措都明显地体现出回回人的"天房"意向,即努力保持与伊斯兰教发源地"天房"之间的沟通。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的历史价值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如意君传》等,在封建时代一直遭禁毁。这些作品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为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明代艳情小说是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但它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