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土官”与“土司”

土官或称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部分边疆地区,通过分封地方少数民族首领或权势者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形式,是我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司制度沿袭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土司或土官作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北宋皇佑年间的今广西西部壮族地区;尔后元、明、清王朝继续沿用,並广泛地把这一制度推行于中南、西南及西北等省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官或土司     

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壮族土司的研究——詹妮弗·托克《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介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的一种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其中,壮族土司制度源远流长,对壮族聚居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研究壮族史和广西地方史的重要内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女博士詹妮弗·托克(Jennifer Took)所著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族首领:中华帝国晚期壮族首领在土司制度下的特权》[1]①就是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壮族土司的一部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司制度的基本观点及研究趋势.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壮族地区土司制度何以长期存在

土司制度在壮族史上占了重要的一页.它是宋王朝镇压侬智高起兵之后在唐代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经元、明、清三朝,民国初年才彻底消亡,前后历近千年历史,对壮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往今来,论之者大都是持着否定的观点,这似乎不太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纵然存在者并不一定完全合理,但政治制度作为人类文化构成的一个层次,它在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难道能否认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因素?本文从这个观点出发,探讨壮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壮族韦大将军信仰研究

壮族土司信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岑氏土司和侬氏土司。盘阳河流域是岑氏土司和韦氏土司领地的交叉地带,如今成为岑大将军和韦大将军两大信仰圈交叉地带,这是区域历史记忆的反映。盘阳河流域韦大将军信仰反映了壮族民间信仰的丰富性与等级性,统一性和差异性,是壮族将军信仰体系的缩影。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荣耀与追求:广西壮族土司民族认同之考察

历史上广西壮族土司的"攀汉现象",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英雄历史心性的体现。壮族土司以及受土司影响而在壮族民间所形成的"汉人后裔意识",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壮族自我意识的缺失。这种文化策略,也是历史上壮族"汉而不化"、"融而不合"奇妙现象的原因之一,对后来的壮族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亦产生重要影响。     

壮族家庭制度简论

壮族家庭制度简论李富强（广西民族研究所）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是社会体系的核心。在不同的社会里，其家庭制度是不同的，如东方的家庭制度与西方的家庭制度不同；中国与日本的家庭制度亦不同。同样，壮族的家庭制度因其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也有...     

广西壮族瑶族与汉族政治及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

一、序言 壮族和瑶族是华南地区、尤其广西主要的少数民族。历代尤其宋代以后的文献史料上并称“徭獞”。在回溯与汉族交往这段历史之时,可以看到壮族和瑶族之间大相径庭。简而言之,壮族受到汉族强烈的影响,因而被纳入它的政治及文化体系之中;瑶族尽管也受到汉族的各种影响,但和壮族比较,依然泾渭分明地保持着其独立性。 关于壮族和瑶族,历来对壮族研究不多,而且多局限在广西西部的“土司”地区内。广西中部及东部由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的非土司地区往往受到忽视。就瑶族来说,尤     

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     

历史民族地理视域下的西南土司研究

正在兴起的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从学科属性上说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围,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土司历史地理着力于解决土司政治空间形成的背景、土司政区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土司辖区与行省所属州县辖区的分界线勘界交割问题,土司所辖府、州、县的界线、唐宋羁縻府州与明清土司区域的衔接与过渡、土司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等,这些都为传统土司研究所忽略。土司制度及其“改土归流”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因地而异。土司地理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与文化比较研究法。     

唐宋元明清广西羁縻州县或土府州县洞司等设置概况

在历代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土司制度及其雏形羁縻制度,在广西某些地方曾推行过很长的时间,甚者干有余年。羁縻制以及土官制的推行,对这些地方以至整个广西甚或全国的历史发展或大或小都产生过影响。但是,迄今不仅唐宋两朝在广西设置羁縻州县的情况尚属迷离,就是元明清三代在广西设置的土府州县洞司的情况也还不眉目清楚。而此等情况的弄清,既是全面研究广西土司制度的前提,也是研究唐宋元明清广西政治历史的内容。     

论德格土司的特点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实施的一种统治方式,其基本特点为“世官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其地,世为其民。”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各地的自然环境的悬殊,因而土司制度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作为西南民族地区一部份的康巴藏区,也曾是土司制度推行得广泛而长久的地区,“历代之于西康番人,皆以羁縻之术,官其酋长”。土司制度     

嘹歌·贼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反映的壮族文化心理

《贼歌》是流传于广西右江地区壮族民间的一部叙事抒情长歌。它叙述了土司时代一位壮族男子被迫出征的战争经历和爱情故事,记述了土司制度下壮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平乱战争、风俗文化等,反映了壮族传统的思想性格。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贼歌》采用壮族情歌套路式的表现形式,将记叙和抒情结合为一体,语言生动,情感丰富,风格独特,堪称壮族民歌的典范。《嘹歌》是流传于广西右江地区的壮族民歌总集。本世纪七十年代,黄勇刹先生将《嘹歌》中长歌之一《贼歌》整理为民间文学《唱离乱》在《广西文学》上发表,引起了民间文学界的…     

再论土司学的对象与研究方法

土司学研究对象分土司及其本质、土司的分布、土司关系、土司制度与土司现象、土司文化及其整体、土司区的城乡网络格局等方面,就土司及其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领域中遇到的理论难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名实吻合是我国土司研究的基本准则,土司的本质是"世袭",土司分布主要是时空群事分布,土司关系是土司制度的细化,科学处理土司文化、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田野的关系才能有效地捕捉传统土司文化的影子,最初的土司衙门是从土官居所中分建出来的等等观点。这中国土司学的"经世致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

明清时期的乌江流域为川、黔少数民族聚集区,有一定数量涉及土司历史纪事的碑刻保存至今,对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些土司碑刻纪事具有早于正史记载的先前性与地方性,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与传世文献记载多可互为印证,同时又可补充正史文献记载的阙略。其次,乌江流域土司碑刻为研究西南土司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不少实证资料,对于探讨西南民族地区政区的早期状况、政区调整变迁、汉夷畛域纠纷及其解决等有一定认知意义。同时,乌江流域土司碑刻对黔、滇古代方国地理多有考证,其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