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辞通释·天问篇》看王夫之的哲学

《天问》是屈原的一篇奇特的哲理诗,通篇问难,没有一个答案。因此,任何人注释《天问》,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都不能不暴露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王夫之是一个兼有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多重资格的思想家,透过其《楚辞通释·天问篇》,人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其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由于《天问》本身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通释·天问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夫之其他哲学著作的补充,因此它在哲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     

古代宇宙论的一场探索——从《天对》和《天问注》看柳、朱宇宙论的异同

《楚辞灯》的作者林云铭说过:“一部〈楚辞〉,最难解者莫如〈天问〉一篇。”诚非虚语。就《天问》本身来说,难中之难者,又莫如对宇宙天体形成及其结构模式的追诘。历史上注释《天问》的人很多,但不少注者不能得其要领.认为屈原撰写《天问》,只是“呵而问之,以谍愤懑。”殊不知,屈原实际上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索世界之本原,追询宇宙之演化。 历代注家中,能够打破对字法词义诠释的局限,而从哲学和天体科学的高度,对《天问》中有     

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南宋朱熹所撰之《楚辞集注》一书已于2013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是宋代楚辞     

《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     

评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篇》

《楚辞·天问》是一篇千古奇文。诗人在《天问》里到底要讲什么,“天问”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屈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奇特的作品,两千年来众说纷纭。王夫之生于明朝末世,地处屈子“怀沙”之乡,常以屈子遭遇自况。他的《楚辞通释·天问篇》,也没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以他的才学和知人知世,其于《天问》的有些见解,颇有精到之处。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天问》,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正> 《楚辞·招魂》,到底是谁作来招的谁魂的,自古迄今,其说纷纭。第一个就此发表过意见的人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屈贾列传》中曾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确指《招魂》为届原所作。只是他未就作来招谁之魂,说明已见。迄至后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异说遂起。据我所知,其说大约有五。(1)宋玉招屈原生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

朱熹的文学观和他注释《楚辞》的态度［韩国］朴永焕朱熹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在《楚辞》研究方面，他的《楚辞集注》吸收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研究成果，而对其中的某些谬解加以辩证，寻求作品意旨，发掘咋品的微词奥义，对《楚辞》词语的解释等方对...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钱澄之《屈诂》的注评特色散论

钱澄之撰《屈诂》的主要原因,一是借表彰屈原之气节来抒发明亡后的个人忧愤之感,二是从《诗》学的角度来阐发屈原作品的内在含义.《屈诂》的注评体例主要是随文释义,注评篇目是依照王逸、朱熹所定,注评原则和方法大致包括字词注释继承传统、解题和章句注重发挥意旨、略补旧注之缺失等.而钱澄之对朱熹《楚辞集注》尊崇且又有所取舍的原因,主要是朱熹在当时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屈诂》具有诗韵的注评语言与作者是诗人有关,其平正通达的注评风格则表现出作者力戒空疏臆说的鲜明时代特征.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     

台湾陈怡良教授楚辞研究述评

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在楚辞研究和楚辞学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撰写出版了《楚辞天问研究》、《屈原文学论集》、《屈骚审关与修辞》三部楚辞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楚辞研究论文。他的楚辞研究既注重楚辞文本的研究,也注重楚辞背景的探讨,视野宏阔,引证丰富,善于在融会古今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守正出新,是台湾楚辞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陈怡良教授不仅在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给大学生、研究生开设楚辞专题研究课程,积极鼓励学生研读《楚辞》,指导楚辞学硕士论文七篇,博士论文两篇,是目前台湾地区培养楚辞学硕士和博士最多的学者．．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天问》的科学思想初探

两千年来,人们几乎一直是用文学的眼光,看待屈原的《天问》。我们认为,《天问》虽然采取艺术的形式,实则是一篇深刻的哲学作品。①它的思想价值,大大超过了它的艺术价值。屈原之写《天问》,主要是为了阐明他的哲学世界观,以便为其政治理想进行论证。但是,诗人在论证哲学问题的同时,以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知识,对于宇宙、天地和各种自然     

从图像到文本：《楚辞·天问》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

《楚辞·天问》为屈原根据楚先王宗庙壁画而作,经历了从图像到文本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对《天问》的文本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天问》集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等内容于一体,在文本上具有极大的综合性。这是由于具有宗教作用和训诫意义的宗庙壁画本身含有这些内容,屈原据图而作,自然受其影响。《天问》内容丰富,但在结构上有清楚的层次,从出土汉画像石来看,层次分明亦是壁画的通例,《天问》的结构安排也应与楚宗庙壁画有关。《天问》虽是据图而作,但却不是“述图之作”。屈原在创作《天问》时,一方面客观呈现壁画内容,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并调动个人的知识储备。这些内容融入《天问》中,使得《天问》据图而作的线性叙事结构被打破,从而造成文本“不次序”。总之,《天问》的文本特征多与其从图像到文本的生成过程有关,其文本所存在的问题也应放到这一过程中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