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蚕桑题材及其审美意义

植桑养蚕是我国古代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唐诗中存在着大量的蚕桑题材,它们集中在描写农村生活、讽喻世情人生、表达闺情春思、记录蚕桑技术及反映蚕桑神话、民俗等几个方面。蚕桑题材入诗使唐诗增添了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色彩。蚕桑意象的使用使唐诗呈现出含蓄蕴藉的审美特质;此外,蚕桑文化还是促进唐代田园诗风形成的重要因素。     

论唐诗创作中的宗法文化特色

唐朝是个典型的宗法王朝,宗法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一代唐诗从诗人到诗论到诗歌题材的选择等方面都受到宗法文化的影响,唐诗创作带有鲜明的宗法文化色彩。     

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唐诗动物骑乘意象与宗教信仰关系研究

唐诗根植于社会的深厚土壤,各种思想文化、宗教意识不断渗透,形成唐诗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摇曳多彩的风姿.唐诗中的动物骑乘意象,广阔赅博,繁实茂密.而宗教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着广泛受众,唐诗中的动物骑乘意象也因此打上了浓厚的宗教情结和色彩.     

唐诗中的剪纸艺术

唐诗对剪纸艺术有较多描述,有关诗句表明,唐代剪纸艺术已趋于成熟,且用途广泛。唐诗中的剪纸题材较多,常见有植物、动物、人物、文字等。唐诗所描述的剪纸艺术,在色彩和技艺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发展。通过唐诗的"以诗证史",有助于我们对唐代剪纸艺术有更加深入透彻的认识。     

在显学研究中突破 --评《唐诗演进论》

唐诗学是一门显学 ,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学者们仍在不断酝酿着突破 ,在新世纪初即有一些唐诗学研究著作出版 ,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 2 0 0 1年 9月版 )是其中之一。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探讨唐诗发展演进 ,立论新颖唐诗三百年是如何发展演进的 ,这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自宋严羽以降 ,学者或从诗之体式 ,或从诗之质素 ,或从诗歌思想 ,或宏观或微观等各个方面对之进行具体描述 ,唐诗发展演进的轨迹和总体风貌己大体清晰 ,一些研究结论也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分前后两卷 ,前《时序卷》…     

唐人选唐诗与唐诗流传考

唐人选唐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关注和研究唐诗,因而与唐诗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其中,唐人选唐诗与唐诗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一方面,唐诗的广泛流传是唐人选唐诗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唐人选唐诗又进一步影响和促进了唐诗的流传.     

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对唐诗的评价问题

沈德潜的“格调”是一个融合着气格、风骨、才力、声调等多元素质的概念。格调说是沈氏评论唐诗的基石。据此 ,沈氏对盛唐诗予以高度评价 ,并展示了李白、杜甫作为盛唐巨擘格调的丰富内涵。沈氏在推崇格调的同时 ,对影响较大的神韵说并未忽视且有所借鉴 ,从而使得他在对唐诗的评论中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论地域因素对唐诗的影响——以湖湘文学为例

分析湖湘地区的唐诗中所带的区域色彩及其来源,从而探究地域对诗歌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自然风光、神话传说、历史沉淀、诗人经历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风光是激发诗兴的源动力,神话和历史则是文化环境的底色,而人的活动在地域文化和文学中仍然占着最重要的位置.     

论殷璠《河岳英灵集》对唐诗选本的编辑学意义

盛唐人殷璠编辑的《河岳英灵集》,为后来的唐诗选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成为唐诗选本编辑的高标,影响了其后的众多唐诗选本,在唐诗选本的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它是第一部真正树立唐诗意识的唐诗选本;它确立了唐诗选本的基本编辑体例;它对唐诗选本编辑实践的范式作用。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唐诗中的五陵情结

五陵少年和五陵原在唐代诗词中频繁出现,成为连接汉唐两代文化的一个纽带,也使唐诗中有着浓厚的五陵情结。汉唐两代都有开疆拓土的经历,且没有过多思想约束,这是五陵少年能够共同存在于汉唐两代文化中的重要原因。五陵原是唐代人反思历史的一个参照系,昔日辉煌的汉代五陵原在唐诗中总是带着忧伤的色调,成为与大唐气象相伴而生的一缕悲凉之气。五陵少年和五陵原是唐代文化中的两个象征符号,前者是唐代豪侠气概和自由精神的象征,后者则成为大唐盛世文化的悲凉底色。     

关于唐代婚姻成立禁止条件的探讨

在唐代,同姓不婚包括同宗、共姓和姓音同字不同三种情况,有人认为唐律所称同姓,乃谓“同宗共姓”,亦“即尝同祖”者而言,其实并不正确。亲属不婚限制的是与异姓之间的婚姻行为,反对尊卑为婚。唐律和唐令都有官民不婚的规定,但互有不同,可能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前执行的是唐律的规定,之后则执行的是唐令的规定。在唐代存在有妻更娶妻的情况,但不能估计过高,有妻不婚的禁令基本得到贯彻。唐朝尽管没有僧尼不婚的规定,但由于唐朝自开国以来就一直要求僧尼严守戒律,因此僧尼的身份在事实上已经构成婚姻的法定障碍,而且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僧尼不婚确实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     

论唐代诗歌中“柳腰”传统的缘起

对“柳腰”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关联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重点探讨唐代诗歌中大量出现“柳腰”意象的原因。认为唐代女子的服装和舞蹈容易展现细腰，而与文人交往密切的歌舞妓更是能展现细腰。柳树在唐代的公共场所和私家园林多有种植。细腰的常见和柳树的广泛种植，是产生“柳腰”意义模式的必要条件；而唐代送别场合、宫廷和文人集宴上，“柳”和“腰”的同时在场，娼家门前普遍的柳树种植，这些是产生“柳腰”的充分条件。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这些条件刚好同时成立，这便促使“柳”和“腰”这两种事物在唐代诗歌中被频频联系在一起。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唐代的回纥与中外文化交流

从唐政府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来看 ,回纥与唐王朝的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全方位互助、互补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使得回纥不仅在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本文力求通过探讨双方间的特殊关系及回纥对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初步揭示出回纥在唐代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     

论北宋七绝中异于唐人的典型创作技法

七绝创作在北宋时期,其风格与唐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创作技法的改变是造成唐宋七绝易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北宋七绝在鉴照唐人的基础上,使用的创作手法是逆唐人之道而为,如对镜览物,其面反向,形成了异于唐人的自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