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村民自治到政府推动下的村民自治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村民自治实践促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创新,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和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进行,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创新,加快与村民自治相关的立法工作,使村民自治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规范化健康发展的轨道。     

论司法介入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不规范现象在我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转型加剧了其失范的隐患,司法应当介入这一民主范式所产生的纠纷。但在中国农村的乡土社会,法律、法院作用有限,明确村民自治的团体社会性质,从呵护宝贵的基层民主制度出发,社会转型期的介入性司法应审慎介入村民自治纠纷,以救济的可行性为核心把握司法介入村民自治的范围、限度并推动村民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完善。     

关于推进村民选举的思考

中国农村所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是国家、地方政府与村民三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村民选举的背景进行了概述,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村民选举中主要存在着选民热情不高、领导信用缺乏、两委关系紧张、家族势力介入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了对策。     

村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

村民自治原本是中国农村在村治变迁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事实上,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制度机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运行。但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诸多扭曲现象,也令人忧虑。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村民自治研究的研究

村民自治研究有“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种视野 :前者把村民自治看作是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起点或实验场 ;后者认为村民自治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转型提供了客观的活动空间。这两种研究范式遇到了中国村民自治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制度短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反思关于村民自治的已有研究 ,分析村民自治的变量 ,总结出村民自治的新的政治理论资源。     

村民自治中"四大民主"的法制化研究

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已经走过 2 0年的历史 ,“四大民主”建设是村民自治的根本内容和中心环节 ,对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 ,由于村民自治的法制不完善 ,“四大民主”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推行也存在很多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建设。为此 ,村民自治条件下“四大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刻不容缓。     

试析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

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是我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起点和重要建设内容的村民自治也应该遵循渐进式的发展道路。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渐进式村民自治仍面临许多现实的困境。如村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缺乏、政府过多干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的社会基础等等问题。要促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就应当逐渐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政府逐渐放权以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培育农村社会自治组织以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自治的转型:对村干部“公职化”的一种解读

学术界历来反对政府支付村干部"工资",认为它会侵害村民自治制度,现实中把村干部"工资"纳入国家财政范围等"公职化"趋势却日益强劲,乃至得到中央肯定。如何从理论上破解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的这一悖论。目前的解读是村干部代理国家政务的"代办费",但仍无法逃脱理论上的困境。本文在对中外自治理论与实践分析后作出解读:它是村民自治由群众自治向"类"地方自治的一种适度转型。     

和谐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当下村民自治因较多依赖国家供给,忽视了农村内生秩序,从而产生诸多困境。为走出困境,应“唤醒”农村自治元素,整合农村自治资源。推动农村内生机制的构建,并以此重构农村内生秩序。农村社区建设是一条可承载建构农村内生秩序的路径。它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旨在培育国家制度供给在农村实施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村民自治由内向外、外力辅助的发展规律,可为村民自治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顺应上述思路,农村社区建设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由组织农民向农民自我组织转变,二是要重新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此,才能走出传统国家供给的误区,与村民自治协调共进。     

“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

本文以广东省云浮市的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的探索实践为基础,从村民自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价值进行探讨。这一机制解决了中国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三大问题:一是通过组为基础,保障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级的问题;二是通过三级联动实现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三是解决了在村民自治运行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参与管理的互动而非互斥问题。它有助于选举性民主向参与式民主深化,有助于乡村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官民共治深化。     

论村民自治条件下党的领导

村民自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我国民主建设的性质、特点和基本国情决定的;是农村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由我们党的性质、执政地位决定的.同时,实行村民自治,也给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保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就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从而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村民自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他——兼评程瑞山、贾建友《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研究》

虽然在1980年代刚刚产生时,村民自治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话题,但进入1990年代,村民自治的一些潜在价值被发现了,从而开始逐步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步升温。尤其在2000年以后,更是成为继农民负担、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研究的一个新热点问题。但近年来,除个别富裕地方的村民自治尚存异乎寻常的热情外,许多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村民和各级政府对村民自治的热情都在降温。     

基于合作与重复博弈视角下的中国村民自治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是农村民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理论认为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本文将中国村民自治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构建了村民自治的合作与重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证明了中国村民自治这种民主而公正的社会选择是可能实现的,利用攀枝花村民自治的相关数据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的合理性并就中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大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 ,是我国整个民主建设的切入点 ,它对我国整个民主化的推进将起到现实而深远的影响。1.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生和在我国整个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是随着村民自治的产生而产生和发展的。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发的创造 ,它最初是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政社公离后农村处于无序的、无治理的真空状态下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 ,自己管理自已的一种组织和管理方式 ,1982年国家以宪法的形式明确确立了这一基层自治制度。在后来的发展中随着选举方式的引入和民主原则的推行 ,以及选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 ,村…     

村民自治建设中的几大关系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理想的治理模式，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一项复杂的艰巨的政治基础工程。村民自治除受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外，各种法律调整以外的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其自治法律秩序的确立，必须有赖于对法律调整下的村民自治与党的政治领导、乡镇行政管理以及乡村社团内部整合等基本关系的适当处理。     

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商品供给：冲突与化解——一个简单的双重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

村民自治为村级社区内部有效的自行解决农村公共商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然而,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等宏观因素却在现实中扭曲了村民自治制度。这一扭曲就具体表现为:政府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两者的冲突下,其共同的代理人———村民委员会受托目标的偏差。本文通过构建双重代理模型,说明了作为独立于双方委托人的利益团体———村民委员会最优的行为选择问题。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论和谐视阈下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协调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和化解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制度保障.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对于未来的村民自治,要以利益为切入点,探求化解和谐社会视阈下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路径,逐步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努力使其成为我国民主政治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