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实物·实事·通考——由王国维商周礼制研究看民国学者对传统考据的科学化推进

王国维的商周礼制文化研究,包含基于实物材料的器物文字考据,基于实事的礼仪制度考据,基于制度变革的文化通考,在考据中加入现代科学元素,有力推动了礼学考据的科学化,实际破除了三代王统道统的经学观念,促使礼学考据向实证礼学、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     

论周公与和谐文化传统

周公建立的以"德"、"孝"为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礼"、"乐"为载体的社交礼仪制度,以及"德治"、"仁政"的政治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基本框架,并直接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源。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礼学思想展现出它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一面,本文拟从礼之源、作用、礼治理论等方面对礼学思想进行分析。     

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宝贵资源,其廉政方略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促使为政者廉洁从政的一种治国理政模式。廉政既是儒家政治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终级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在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的今天,如何继承、转化儒家传统廉政思想和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启迪意义。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荀子分思想探析

荀子在批判继承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分思想是荀子的创新。分思想不仅是荀子礼学研究的主线,也是荀子思想的经脉。从＂天人之分＂到＂性伪之分＂、＂礼之分＂,是破与立的逻辑发展过程,是＂由分而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分＂的最终目的就是＂合＂,＂天人之分＂、＂天人相谐＂、＂天人合一＂,这就是荀子分思想的逻辑终结。     

荀子分思想探析

荀子在批判继承诸子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而分思想是荀子的创新。分思想不仅是荀子礼学研究的主线,也是荀子思想的经脉。从"天人之分"到"性伪之分"、"礼之分",是破与立的逻辑发展过程,是"由分而一"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分"的最终目的就是"合","天人之分"、"天人相谐"、"天人合一",这就是荀子分思想的逻辑终结。     

简论孔子战争观

孔子的战争观与其仁学思想密切相关,孔子仁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爱人”之仁和“复礼”之仁。从“爱人”之仁出发,孔子反对战争;从“复礼”之仁出发,他又认可乃至支持维护礼制的战争。前者更多地体现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后者更多地指导着孔子的政治实践。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是以周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全面瓦解。这一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孔子的礼论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由制度典章层面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荀子一方面将礼同人的内在本质及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价值源头;另一方面以法来充实和改造礼,建立了道德与政治有机结合的礼学体系。     

荀子荣辱观念之再考察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批判和吸收各家各派的同时,继承了孔孟关于荣辱观念的根本理路,对当时的社会治乱、人心世风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对当时的天人关系、天人之分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他从人性的先天不足入手,于先王之道的根本精神处找出路,从而构建出了自己的荣辱观念。     

论荀子的“人性恶”及“隆礼”、“重法”思想

对人性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 ,由于人性上的唯物观和平等观 ,他又认为人性不但应当改造而且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人性改造理论的基础上 ,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国主张 ,对当时及后世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扬雄教育思想发微

扬雄,西汉大儒,一生著作颇丰。扬雄以儒家正统传说为思想归向,强调自己以孔子为师,“治己以仲尼”,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孔子是不可超越的,相反,他主张学习是无止境的,儒家学说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正是由此,扬雄对孔门十哲的评价是贬大于褒,把他们湮没不闻的原因归结为只“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     

荀子批判理论与西方诠释学

与西方的施莱尔马赫或加达默尔所构建的诠释学体系相比较，荀子的批判理论可谓既符合诠释学的一般标准，又具备自身的独有特质。荀子及施莱尔马赫等人均认为主观成见的存在是诱发误读的根源，但他们避免误读、处理成见的方式却各有差异；同时他们还都相信，任何理解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某种正当成见的参与，但对于这种正当成见的规定，各家也不相同。荀子理论系统中的正当成见是其所谓“道”，虚一而静是理解者确立“道”的具体方式。在诠释《诗》、《书》典籍和百家之言的过程中，荀子实践了他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