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关于西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研与分析

通过对西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西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表现形态为：经济收入低,生活形态简单;他们已经呈现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地点,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评价相对较高;同时他们的成分相对比较复杂,表现在民族类别多,来源地区域分散,他们有比较稳定的居住和交往习惯,他们以生活和工作为核心交往对象,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向。他们对西安市经济情况较为熟悉,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职业技能培训和权益维护的必要性,他们希望能够在西安获得发展。     

北京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中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

随着流动人口向北京的持续流入和在京时间的延长,给城市的资源承载带来压力的同时,流动人口自身也面临一系列传统的社会管理无法解决的问题。基于流动人口面临的迫切需求,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来应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稳定居住、稳定生活、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利益诉求具有重要意义。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SR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在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存在的背景下,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决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研究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作用是不一样的。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英文)

本文根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阅历等方面的不同,将农村流动人口划分为两个群体,即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然后重点考察和讨论了他们在社会认同上的差别及对其社会位置和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趋于不确定化、模糊化,从社会认同上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返回到农村社会,同时他们也没有被城市社会所认可和吸纳,这将不利于我国城乡之间走向融合、一体化以及社会顺利转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已经构成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     

融入新阶层还是适应新生活——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新探索

北京农村流动人口精英阶层的社会网络、社会流动及社会融合的交互影响关系中,我们选取微观层面的个人日常生活轨迹和交往圈层分析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构流动者的关系网络,提升其网络质量,但是这种提升是有限度的.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多的是与同类群体的同化过程,其经济成功并没有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群体.虽然不被当地人接纳,但数量庞大的同类群体的存在,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研究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规模一直并将继续扩大;并由城区、近郊区向远郊区县扩散;来京流动人口表现出较强烈的留京愿望。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统计方法和在京流动人口社会政策建构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对在京流动人口需求的调查,着重解决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难题,转变管理理念和工作模式,促进在京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工作生活中"被歧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获得较低、有拖欠工资等经历的流动人口更易感到"被歧视";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劳动过程中难以保障的流动人口反而容易感到"被歧视";城市生活年限越长,流动人口越容易感受到"被歧视",与本地人交往增多并不会对"被歧视"弱化产生显著影响;与传统媒介相比,生活中使用互联网的流动人口不易感到"被歧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特大城市北京,脱离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品质的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保障社会报酬非差别性获得的制度完善依然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善"非表层"的社会交往关系、使用大众传媒等方式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在制度完善之外解决歧视问题的重要路径.     

在京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一、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在中国逐渐成为潮流.据统计,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有8000多万,到本世纪末将达到1.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0 8.近年来,我国的人口流动逐渐由分散的、跑单帮式的流动向家庭型迁移转变.上海市流动人口中28.3%是举家迁移,在上海居住时间达数年之久;武汉市150万流动人口中,家庭式流动超过50万,占武汉流动人口总数的33.3%;北京329.5万流动人口中,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9.9%,约20多万,据有关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学龄儿童、少年若按2～3%推算,估计全国有200万左右,北京约有8万多9.流动人口的发展态势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产业疏解能带动人口疏解吗？--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视角

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是北京市近年来控制流动人口膨胀发展的措施之一。通过研究北京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发现：北京市重点疏解的产业领域是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比较强烈的行业。从事批发零售业、文教卫生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定居北京,客观的政策实施与主观的定居意愿之间的冲突可能会阻碍产业疏解措施的实施效果。决定流动人口定居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和公共服务,因此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城市间的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     

理论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歧视--以南京市为个案

在中国复杂而又艰巨的社会转型期内,在城市社会里有一个数量惊人,总量在上亿人左右的弱势群体,他们就是中国大 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城市流动人口(特指以谋生营利为主要目的,自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迁移人口和暂住人口,不包括旅游过往人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这一弱势群体的生活景况已成为一个不容     

生命历程视角下乡城迁移老年人的市民化 ——基于甘肃省天祝县的调查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速周边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与定居.在生命历程后期,农村老人以主动或被动的形式裹挟进城镇化潮流,从农村流入城镇,生活发生巨变.晚年迁移、 身份转型、 市民化等生命事件对农村老人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自身人力资本脆弱,农村老人进城即失业,加之难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 子女外出务工等,成为城镇新型贫困群体、 边缘群体和留守群体.农村文化对老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在城镇复制农村生活模式,难以适应消费性的城镇生活.虽然老人在城镇生活实践中充满困境,但老人渴望扎根城镇,其市民化意愿与能力间存在张力.进城老人希望在城乡之间两栖流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积累家庭资本以规避城镇生活风险.     

福州市子女在学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和手段,是影响到孩子能否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则有近2000万。1988年福州市仅有流动人口6.5万人,现在流动人口已增至80多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到90%。这些家庭对其子女的家庭教育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们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存在那些困难,我们能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提供那些帮助,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变迁评述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变迁的回顾与解读,阐明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正在走出人口规模控制的认识困境,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创新,在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前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强化社会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北京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其意义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需要,也是实现人口规模调控的题中之意。     

北京流动人口结构性特征及对策研究

基于2011-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北京流动人口结构性特征变化情况.主要发现:在京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总体较低,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但就业质量不高,收入与消费处于中低组别和低组别;六成以上选择租住私房,在缺失劳动合同保障前提下,社会保险参保率仅为三成左右;农业户口占六成多且河北、河南、山东是主要流出地省份;中间阶层"空心化"特征明显.在京流动人口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根源是北京产业结构质量不高,因此提出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轴、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为主线、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以"四个中心"建设为聚焦的治理"大城市病"的对策建议.     

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3—2015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曾在高离婚率地区生活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会持续产生影响;浸染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人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流动人口的住房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制度性因素的研究,但是近来对收入、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等非制度因素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受到收入和在京居住时间这两个因素的显著影响,收入越高、居住时间越长,居住状况就越好。居留的稳定性对住房状况影响显著,但是工作稳定性没有对流动人口住房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对流动人口应实行体现资产建设型的社会政策,普遍推行住房公积金的福利制度。     

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两次关于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1 ,对不同代别2 农民工的生育意愿进行描述,结果表明：在最佳生育年龄方面,旧生代、过渡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意愿生育性别和生育动机方面,三个代别的农民工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三个代别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旧生代和过渡代农民工生育意愿三个方面的因素较复杂,其中,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经历的影响较集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始终在影响着其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传统型生育动机;从事何种职业影响着其关于情感性生育动机的看法。笔者认为已婚农民工的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所起的作用将为新生代的生育行为提供前车之鉴,通过进一步加强教育和提升职业层次,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良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创造条件。     

国家还是市场: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

以往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通常关注转型的过程及其后果,却较少注意人们的主观意愿。在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对市场转型的态度是其选择和行动的基础,这将会影响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2012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发现,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表现出更强烈的市场转型偏好,且这种偏好倾向随世代推移呈现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城城”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流动人口内部存在显著分化。本文认为,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市场转型偏好分化的重要原因。城镇内部的二元隔离是流动人口无法充分获得市场化红利的根本原因,唯有改变这一状况,才能消解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态度上的隔膜。     

作案人来自外省

按人口学理论的说法,流动人口是指人口的一种无目的迁移。民间也经常称之为“盲流”。在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度,“盲流”这个“特定术语”也许最能涵括战争年代背井离乡的逃难民众的辛酸与血泪。但是当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城市盲流”这个词已经失却了它的本义。从最为确切的意义上讲,“盲流”已经不再“盲目”流动,准确地说,应称其为“涌动”,其势头之猛也应该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中国人所能领悟的。为此,人口学家或许会对流动人口的内涵重新阐释。面对这股汹涌而来的流动浪潮。城市毫无准备。然而城市也并没有惊慌失措。闯荡都市的外省人据最新统计,浦东新区目前总人口约120万,其中登记注册的外来流动人口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