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防守与失落：赵树理的生命悲剧与尴尬

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内在龃龉与冲突,在赵树理身上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动态投影,而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之上,“为农民”是他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勇气发出不合时宜的呼声的根本原因。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论赵树理立足于民间的审美心理结构

赵树理把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划分为了三个传统,在民间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政治权力话语的激烈争夺中,他始终是站在以民间话语为主的立场之上,这是形成其生命悲剧与尴尬的根本原因。     

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五大原由

怨恨的现实根源是社会历史处境;现代化追求导致了反抗传统的怨恨,传统的强力遗传导致了反抗传统而不得的怨恨;现代性悖论性导致了反抗现代性的怨恨;建构现代文化的艰难导致了建构中的怨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传统式威导致了回瞥中的怨恨;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济世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操作层面的实践欠缺之间的矛盾是知识分子产生自我怨恨的结构性根源,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自我怨恨的动力性根源。     

论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层面研究发现，作为“农民的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其创作始终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旗帜，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民间文化立场，力图创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作品，将新的革命思想、现代民族国家精神播撒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中。     

夹缝中的纠结——赵树理合作化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

赵树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得失,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价值整合中体现的权力等级结构的内涵分析得以审视.政治话语的规训与消解、民间话语的涵纳与拒斥、知识分子话语的顺从与反抗,以及三者之间的话语纠结造成的心态焦虑与艺术缺失,特别是人物形象新不如旧、艺术创作的水准滑坡的“赵树理现象”确实引人深思.     

穿行在左翼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中——论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

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农村出身,"萍草漂泊"的底层生活,使赵树理意识到无论是左翼文学提倡的"大众化",还是解放区文学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其价值立场都是历史预设的.赵树理自觉地站在了农民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上--而非单纯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去言说民间的声音,他的大众化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样式.     

赵树理文学意义的文化契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感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文化传统的距离,而是还有其自身先天的文化环境、生活阅历,以及个体知性力方面的原因。在解放区文学创制的形势下被当作文艺的方向来推崇和借重后,赵树理仍有自己所要坚守的文化立场、人格操守、道德底线与政治原则,他的价值取向与《讲话》精神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想象力的缺乏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乡土民间的精神狂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看到是赵树理艺术潜能的另外一面。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的赵树理小说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致力于大众与民间的文化建构,表现了明显的怨恨体验,这至少包括对农民与对恶势力以及对时弊的三重怨恨。     

"厥维科学"与"经典重造":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场域及相应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确立的标志。“厥维科学”是“五四”文学最核心的理念。“经典重造”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欲以文学创造达到文化生存的审美主义文学目的论和文化自觉。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试论赵树理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的成功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成绩 ,因此 ,对赵树理现象的探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赵本夫小说的苏北地域文化特色

赵本夫的小说有着浓郁的苏北地域文化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在小说人物的语言与性格上,表现在赵本夫对黄河故道一带土地与人的持续关注上,也表现在他对家乡历史与地理的熟稔上。赵本夫是当代江苏文学版图南北两极中北方写作的代表。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权力-文化关系

赵树理的小说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封建宗法制度下乡村生活的文化表现,其中隐喻着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里程的,尤在乡村社会显现深刻的权力—文化关系。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在“敲钟”与“上供”的宗教仲裁、“捉奸”与“名声”的道德指任,以及“老槐树文化”与“神仙文化”的自足性补偿等三个方面展开,精警地揭示了专制与权力怎样以世俗宗教的形式框囿了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与精神生存样式,并转而以文化和传统的名义让他们对之默认与遵从。在“三农问题”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今天,60年前赵树理小说对乡村生活的惊人体察,仍让人佩叹不已,这是赵树理小说的当代意义。     

论研究赵树理与上党文化关系的学术价值——为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而作

赵树理的一生主要是在上党地区度过的,他的方方面面与上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内形成的文化形态,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在这个文化圈内生存发展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也会制约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因而研究赵树理与上党文化的关系对赵树理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声喧哗中的“赵本山现象”解析

当前＂赵本山现象＂已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从这一现象中所折射出的不仅是20多年来赵本山喜剧艺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凸显出在当前思想和价值观念多元、多样的时代里,社会各阶层文化需求和文化选择的差异。在余秋雨、肖鹰、王蒙等学者大相径庭的观念背后,彰显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矛盾和冲突。只有从文化、时代和社会的整体着眼,每一种声音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才能充分得以揭示。     

方向与冲突: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

在解放区文艺中赵树理被树为方向性的作家,原因在于赵树理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方向意味着一种确定的文学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规范开始了定型化的过程.建国后作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型,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成为新型文艺工作者.建国后对赵树理评价的演变,表明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冲突.而冲突的实质则在于文艺战士和农民作家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