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过失犯罪预防的法律手段

运用法律手段预防职务过失犯罪,具有一般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基本途径是:通过刑事立法设立危险犯和行为犯,对某些可能引起严重危害结果的行为犯罪化,使刑法提前介入经济和行政管理活动过程,同时,在行政法律体系得构建方面,完善相关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形成同级国家机构间的平行制约关系,强化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的监督关系,依靠法律制度建立起有效的预防机制和手段,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阻却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过失行为,从而能够避免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造成公私财产损失和人的生命健康的损害等严重危害结果,实现对职务过失犯罪的预防。     

论职务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

职务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是刑法规范所要求的义务,它与行政法规要求的注意义务存在着质的区别。一个人获得了职务身份,就应当推定他具有职务上的注意能力,不能因其实际上没有注意能力而免责。由于职务上的注意义务是明确于职责之中与职务行为共存的,职务过失犯罪就大多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因此,在注意义务的内容方面就不仅包括结果预见义务,而且还包括结果避免义务。     

论信息共同犯罪的基本构成

信息犯罪是发生于信息域之中的严重危害行为。信息域虚拟性的特征,使得信息犯罪尤其是其共犯形态具有不同于一般产生于现实物质世界的共犯的显著特征。就共同行为而言信息犯罪共同实行行为较之于传统类型的犯罪具有更加丰富的结构类型:其一是并合型。即各行为人的行为分别独立成罪,但各个行为相合共同促成了一个概括的危害结果。其二是融合型。即各共同犯罪主体围绕一个目标、各自分担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紧密的统一活动整体。但具有行为间逻辑联系的紧密性与行为人之间人身关系的疏远性相合的特点。     

特殊犯罪主体初探

迄今为止,刑法学界关于犯罪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年龄和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等问题上。而事实上,关于特殊犯罪主体有许多问题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本文仅就特殊犯罪主体的分类、特殊犯罪主体的本质特征与法律特征的脱节与统一、犯罪主体的类推、认定法定特殊犯罪主体的原则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特殊犯罪主体相对于一般主体而存在,它是指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并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所谓特定身份是指一切与一定犯罪行为有关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位或状态。行为人的特定身份是其实施某种犯罪的前提条件或虽非前提条件但具备该身份的人实施此罪会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就前者而言,不具备该身份特征的人不可能实施此罪。倘若行为人实施的某种犯罪与其拥有的特定身份无关,一般人亦可实施,那么他便构成一般罪。     

中国古代决策过失责任论析

决策过失责任萌芽于原始社会,随着国家的诞生,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仅用来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也用来约束统治者自身,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为了规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决策过失责任在立法中得到反映,进入封建社会则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司法领域,主要体现在对案件管辖中的决策过失责任的追究和案件审断中的决策过失责任的追究;在行政管理中和同一官署内部及上下级官署公事管理中也存在着决策过失责任.由于古代社会"诸法合体"的立法体例,决策过失责任就不仅表现为刑事责任,同时还包含一定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也主要表现为依据行为人的行为或危害结果追究其决策过失责任,不考虑主观心理,从而表现为结果责任.     

论中国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中的几个问题

“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说法不符合逻辑。共同犯罪是一人一罪，每一个共同犯罪人是利用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客观条件。意思联络不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必要条件。共同犯罪一般要求犯罪人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至少在轮奸的认定上存在例外。当共同犯罪人被认定为不同罪名之时，可以认定主、从犯；在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一方由于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主、从犯，如有需要，可以通过《刑法》第63条第2款进行救济。     

论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可否入罪

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可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第219条的立法疏漏。但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入罪并不妨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与刑事处罚的谦抑性原则不相抵触;不会造成我国刑法关于经济犯罪基本上限于故意犯罪的立法格局失衡,且不与我国刑法奉行的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的精神相背离;国际立法例也不否认侵犯商业秘密的过失行为可入罪。因此,可增设过失侵犯商业秘密罪以弥补我国刑事立法的不足。     

论刑事责任

作者评介了近年来刑事责任探讨中的一些主要观点,认为其具有法定性、双向性、实体性、引导性、强制性和最严厉性的特征;提出划分刑事责任三个开始时间的实际意义;提出了衡量刑事责任实现方法的标准,将免予起诉中的有罪认定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之一;认为作为刑事责任存在根据的犯罪构成不是脱离社会危害性的空洞形式,而是犯罪成立的法定事实;认为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是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认为悔改和立功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情况、以及特定条件下遭遇的不能抗拒的灾祸是刑事责任变更的根据。     

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效力之考察

在刑法理论中,学者都是从故意犯罪的角度对被害人承诺进行研究。在过失犯罪中,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效力的承认往往由于被害人的故意性与行为人的过失性显得更为重要,从行为人的角度去考察被害人承诺的效力是被害人承诺研究的新视野。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的效力应当从过失犯罪中的风险概率、行为人的阻止义务、被害人承诺时对风险的知晓程度以及承诺的表达方式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以实现对过失犯罪中的被害人承诺效力的准确定位。     

有关法人处罚立法的刑法理论考察

在法人处罚立法上,可以并用法人和自然人同一视的个人模式和追究法人自身责任的组织模式,但在建构法人自身刑事责任方面,应当以过失犯为中心。在法人过失的认定上,仅考虑法人过失就足够了,将企业合规措施单独提出来加以考虑,缺乏积极意义。日本实务中的过失,不是在事前对其内容一概都有规定,而是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斟酌考虑其中的注意义务内容,在法人过失犯罪案件中,必须实质性地考虑合规体制对于法人业务风险防控的意义。在对法人故意犯和过失犯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日本刑法中法人处罚的完善建议,建议在立法中增设处罚法人具体情形的明确规定。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构建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是简单的罪刑均衡 ,而是以刑事责任概念为纽带 ,把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其中 ,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相适应 ,肯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内容 ;刑罚轻重与犯罪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吸收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成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刑罚的适用既注重犯罪行为又兼顾犯罪人。犯罪行为、犯罪人和刑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 :犯罪行为决定一个与其危害程度相适应的公正的刑罚幅度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在此幅度内调节刑罚的轻重。     

论公安警务侵权

警务包括了警察进行刑事侦察、治安管理、预审、看守、保卫、边防、消防以及武装警察等方面的执法行为。警权,是实现警察职能、完成警察任务的保证。警务行为由以下要素构成:(一)目的要素;(二)权力要素;(三)职责要素。警务行为与其他法律行为相比具有下列特征:(一)警务行为的多样性;(二)警务行为的时效性。公安警务侵权与普通职务侵权具有不同的行为特点,又有相通之处。公安警务侵权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公安警务侵权行为人必须是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公安警务侵权行为须是执行职务的行为;3.职务侵权行为须违法;4.须受害人遭受损害及损害与职务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公安警务侵权致害责任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略论责任事故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责任事故犯罪是指行为人在从事生产、作业、运输或管理的活动中,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或管理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因主观上的过失而导致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危害结果,触犯刑律,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责任事故犯罪具有过失性、复杂性、起伏性、严重性等几个基本特征.具体而言:(1)责任事故犯罪行为人对责任事故的发生主观上只能出于过失;(2)责任事故犯罪案件的案情以及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此外区分这类案件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时也相当复杂;(3)与责任事故有起有伏的发展态势相一致,责任事故犯罪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鲜明的起伏性;(4)责任事故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比较严重.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探析

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要是经济经营领域的腐败犯罪,我国刑法、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表明,它是以侵犯单位的正常管理制度、公平竞争和正当交易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客体、以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利用职务之便或者违背职责为行为特征、以刑法第163条为引领罪名的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对应的概念。探讨这类犯罪有利于在司法实务中惩治职务犯罪,保障市场经济秩序,遏制腐败,完善防范机制。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新确立了污染环境罪,但并未明确其罪行形式,因此,理论上便存在“双重罪行说”和“过失说”之争.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均不可采信,一方面,如果缺乏法律文理根据,则既不能认为某种犯罪同时包括故意与过失,也不能认为该罪属于过失犯;另一方面,既然成立本罪不以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为必要,也就表明将其理解为过失犯的实质根据并不存在.此外,倘若将本罪理解为过失犯,便会导致过失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成立犯罪而部分故意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却只能宣告无罪的现象,这显然有悖于责任主义原理.质言之,本罪应属故意犯罪.     

论盗窃共犯刑事责任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认定共同盗窃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 ,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盗窃总数额说及参与盗窃数额说。其中参与盗窃数额说对盗窃共犯刑事责任所提出的认定标准比较合理 ,司法实践中应予采纳。但是对参与盗窃数额说的理论真意应正确把握。同时对于某些共同盗窃犯罪分子向其他共盗分子隐瞒了共同盗窃数额 ,被隐瞒的共同盗窃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     

国家刑事责任的国际法批判

在国际法上 ,虽然 ,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 ,在实施了国际犯罪的场合 ,该国家及其代表国家的个人均可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但是 ,代表国家的个人对其国际犯罪行为直接承担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具体表现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罚金等刑罚处罚 ;同时 ,该个人的国际犯罪行为还可以归过于国家 ,而被视为是国家的行为 ,使国家承担国家责任 ,具体表现为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道歉等责任形式。简言之 ,国家只能承担国家责任 ,而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只有个人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主张国家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观点 ,总是将国际刑事责任混同于国家责任 ,将国际刑事责任的刑罚方法混同于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国际法确立了个人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原则 ,并已经为国际立法和国际法审判实践所证实。     

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分析

共同危险行为具有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法律特征,分析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从行为的危险性、实际加害人的不确定性、因果关系的推定性和共同过错的推定性四个方面切入。     

未成年人销假犯罪分析及预防对策——以某区检察院2014年未成年人销假案件为样本

未成年人销假犯罪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呈高发态势。此类案件的主要特点为:犯罪主体多为亲缘性或地缘性的犯罪团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较小,涉案未成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未成年犯罪人多为从犯且获利极少。未成年人参与销假犯罪活动的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法律认识错误、家庭和学校在道德和法制教育方面的双重缺失以及沿海地区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预防对策,应当从强化家庭、学校的道德和法制教育以及净化市场环境入手。此外,处理销假案应宽严相济,对未成年的初犯尽量免予刑事处罚同时将其作为污点证人,而对首要分子则适用"教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从严规定。     

伦理的呼唤:战争犯罪的国家刑事责任

伦理是一种人类意识中的规则体系,对法律有着导向作用,有着久远历史的战争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形态,必然也受到伦理的影响。战争法的发展也受到人类伦理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海牙公约体系和日内瓦公约体系两大制约战争行为的法律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犯罪的界定及清算,表明了人类对此类犯罪在伦理道德上的谴责与否定。然而,战争犯罪作为一类特殊的国际犯罪,目前国际法上只构建了该类犯罪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对国家的刑事责任则一直存在争议。从保障人类伦理延续、有效遏制战争犯罪的角度出发,对实施战争犯罪的国家建立刑事责任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