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中国古典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演进

通过考察我国古典时期几个主要阶段诗歌韵律发展变化的情况 ,可以发现 ,古典时期每一次诗歌的大繁盛 ,都和诗歌韵律的确立或改进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诗体的成功构建 ,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 ,中国诗歌韵律逐渐达到了它的非凡高度 ,诗歌体式日益丰富多样。另一个重要特点是 ,每一个构建出新诗体的时代 ,都既以这种新体式为主 ,同时又保留以前的诗歌体式 ,即不简单否定此前的诗歌体式 ,形式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诗歌韵律、体式的不断改进和构建 ,以及宽容的多样化尝试 ,使古典诗歌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 ,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     

五四新诗所受的英美影响

本文透过胡适、徐志摩、闻一多三位新诗垦拓者的创作实践,述论五四新诗所受英美诗歌的影响。文章认为胡适提倡以口语和自由形式写诗,闻一多主张格律诗,都受过英美诗歌的启示。徐、闻的诗作还借鉴过济慈、白朗宁、哈代等的情调与手法,以及五行打油诗、十四行体、戏剧化独白等体式,打开了五四诗坛的视野,为现代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以诗译诗与借形传神--以卓振英《大中华文库＆#183;楚辞》英译为例

以诗译诗与借形传神是卓振英《楚辞》英译文的特色。译者进行总体审度和合理调适,借用传统英语诗歌的四行诗体、双行偶韵诗体、三行诗体、五行诗体、十行诗体以及半格律半自由诗体等形式,努力再现《楚辞》的意境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译入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理念,这在深层次上是因为这种形式借鉴对英语世界读者更具亲和力,它是沟通译入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纽带。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两晋赠答诗体制析论——以四言体与五言体为中心

作为早期文人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赠答诗同时指向世运与人。通过这种在不同个体间酬赠往还的诗歌体式的考察,往往可以推衍出诗歌体式的群体性变迁。两晋时期的赠答诗中,四言、五言诗的数量大致接近,而四言体略占优势。一般说来,述祖德、美功业、旨在营造庄重雅穆氛围的诗歌用四言体,述志、道情或是包含更广内容的诗作则多用五言体。这两种不同体式的诗歌的写作,既与作者的才性、文学气质有关,又随着诗体与情感的表现力之间的契合或是疏离有所区别,又因场合与应用功能的不同而导致分体。对旧的文学经典的自觉模拟、步步履之以及面对新的文学传统时不自觉的学习,对文学体式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总的说来,两晋时期赠答诗的体制变化,与四言体、五言体内部的消长规律是一致的。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合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钱志熙:《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指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上存在着古今两种体制的情况,这种古今体分流是唐代古近体分流的前期形态。诗歌体制上的古今分流现象,晋宋诗歌中已经有所表现,在齐梁诗坛上变得更加突出了,并且有了新的内涵,即齐梁声律俳偶、绮靡咏物之体为今体,而汉魏、晋宋之体为古体。在绮艳体中也存在着古体与近体的问题,其中古意一类为古体的核心,其创作的基本宗旨在于拟古,可以说是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等人创作古风体的前驱。     

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

在中国诗歌体裁中,三言是一种极少受到关注的类型。三言在汉魏兴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表现功能和体式原理两方面,并且与七言体有密切的关系。     

思想的珍珠 睿智的花蕾——论鲁藜的小诗

鲁藜的诗歌创作始于三十年代,抗战时期成为“七月派”著名诗人。他写过各种体式的诗歌,创作丰富多变,而最引起诗坛瞩目的是富有哲理的短章。它是思想的珍珠,睿智的花蕾。婉丽精致,朴素清醇。轻盈秀美,独具特色。(一) 鲁藜出生于福建同安一个贫穷的劳动者家庭,幼年随父母飘洋过海,流落在湄公河畔,过     

李维桢诗学辨体理论探讨

晚明诗坛的诗歌主流经历了多次嬗变,随之产生了极其复杂的文化语境。作为明末五子之一的李维桢,面临这种多重文化语境,从"法""体"关系的视角入手,对诗学辨体理论进行积极有效的整合,试图构建适合诗体发展的诗学辨体观,并在辨体的基础上对诗歌风格进行审视。     

论西晋乐府诗中故事体歌诗表演方式对内容的影响

乐府诗音乐文学的特质决定了乐府诗研究需要音乐、文学两个层面的综合考察。故事体歌诗作为西晋乐府诗独特的一类,以演述故事的方式发展了乐府歌诗的表演艺术,而这些歌诗的表演又对歌诗内容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晋代表性的故事体歌诗有《艳歌行》、《秋胡行》、《秦女休行》、《惟汉行》等,从歌曲类型看,这些诗歌主要收录在《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歌诗的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影响到诗歌内容;可表演性为歌诗内容的简化提供了可能;女伎表演主体和观众喜好影响故事情节的变化。     

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     

鉴赏古典诗歌的体式美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有古体近体之分 ,虽只是就形式要素而言 ,但关乎诗歌的风格、表情达意的方式乃至诗歌的哲理情趣 ,对诗歌美学风格的影响甚大。鉴赏中国古代诗歌不可忽视诗歌的体式问题。     

汉语新诗体式探索与新诗大家——历史的回顾与启示

和散文、小说的“无定式”相比,诗通常会形成某些特别适应时代审美心理的体式.相对稳固、可大量“复制”且广泛接受的形式,往往就是当时普遍性审美心理的“外化”或者形式化.新诗体的形成,通常是对普遍性审美心理的有效捕捉和艺术把握,是诗人与读者实现高效融通的心理默契.汉语新诗四行节、八行节最为常见,其中一些组合形式或许会逐渐成型,经由读者和时间的选汰,逐步形成“可复制”的基本体式.双节对称形式不但出现频次高,受欢迎程度亦高,很可能是目前较为成型的新诗体式之一.与体式构建相关的诗歌韵律,可分为基本标准、高级标准和严格的标准(“超级标准”).与宋词一样,新体的创制以及创造性运用,也必将成为新诗大家的标志之一.     

变革时代的抒情诗人

在当代中国诗人中,雷抒雁是曾经活跃、成就突出的一位.他上世纪70年代步人诗坛,几十年来执著于诗歌写作,出版有诗集十几种.1979年,因政治抒情诗《小草在歌唱》成名于诗坛.2008年出版了1979年至2008年30年的编年诗选,以《激情编年》名之,作为自己诗歌写作的阶段性总结.雷抒雁的写作后期,将更多的精力给予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和哲思散文,同时又有以凝重感情、浓厚笔墨写就的体式宏大的抒情诗面世,两种文体的交相书写,体现出了诗人的智慧之诗和智慧之思.     

东晋诗歌的音乐学考察--兼论音乐与文学研究之关系

关于东晋诗歌,刘勰等人确立的“玄言——山水”的讨论模式是千余年来研究者们共同遵守的轨范,它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晋诗歌发展的真实面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制约了东晋诗歌研究的进程。本文从古代音乐史的角度出发,运用音乐文学研究的方法与成果,力求对东晋诗歌作一新的诠释。本文认为,玄言诗主宰东晋诗坛,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也在于东晋一朝官方音乐的缺失和音乐活动的贫乏。而伴随着庶族皇权的兴起,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审美观念被承认并得到普及,才唤起人们对中朝音乐和新音乐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元嘉诗歌正是在这一氛围中登上诗坛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晋诗歌发展的问题,而在于提供一种诠释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