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勘正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是目前辑录敦煌契约文书最丰富且释录精审的一部著作,是学界研究敦煌契约文书不可或缺的资料.笔者对照敦煌契约原件图版,通过文书内部互证,对《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的录文进行了一些拾遗补缺的勘正工作.     

吉昌契约文书字词考辨

孙兆霞等编《吉昌契约文书汇编》,收录了452份从清代至解放初的屯堡民间契约文书,存在一些校录失当之处,导致该书校录失当的原因有多种,但不明俗字和不明词义是其主要原因。今择取二十则可资商榷的例子,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因不明俗字而误和因不明词义而误两个方面,进行了仔细考辨。     

敦煌西域出土 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相关问题研究

[提要]契约文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最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文献依据。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既是了解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吐蕃社会经济和语言文字的重要材料。根据这些契约文书中的交易时间、交易物品、参与人员、签名印证,对契约的概念和称谓等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文书是中原契约文书的承袭和沿用,是中华民族内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这些契约文书的内容既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农耕文明、社会经济成就及经济制度的进步,也附载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对于研究当地部落建制和民族构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评介

乜小红新著《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是《俄藏敦煌遗书》出版以来第一部对俄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专门性研究的一部著作。堪为拓荒之作。本文对其做了简要评介,指出了本书的三个特点。首先,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对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次,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知识,深入细致地对俄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研究。第三,本书以大半篇幅俄藏契约文书逐例录出文书、注释和研究阐述。最后对本书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点看法。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文书复原是文书研究的起始步骤,"缀合"即是完成这一关键环节的一种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从对文书之物质载体的关注出发,可以对三组广受学界关注的清水江契约进行缀合。无论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文本离散,还是人为对文本的刻意分割,都可以通过文书的重新拼缀向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完全的信息,从而进行更符合文书原貌的讨论。对于残片及其缀合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对于契约文书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其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完善文本信息;另一方面,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之于人们对传统契约之运作机理的理解无疑是极为关键的。     

敦煌契约文书词语考释四则

文章运用敦煌契约文书内部互证法,考释与＂抛擿＂＂均亭＂＂醒甦＂＂口分＂相关的四组词语。这四组词语中,有些词《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尚未收录或尚未释义,有些词前人考释还有商榷余地,有些词的字形变异值得研究。     

明清时期徽州涉林契约文书初探

徽州文书是研究徽州社会历史重要的、直接的文献。徽州地区多山少田,自古以来林业资源丰富。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林业生产和林业贸易等活动更加活跃,这些林事活动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契约文书中都有所反映。对明清时期徽州契约文书做简单分类,对涉及到林业的部分代表性契约文书进行初步分析,借此对从文献角度研究我国林业史以及林业区域史提供一点启发。     

国内成熟文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明代清水江文书契纸样式简论--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一

尽管清水江文书已有50万件的估计,但已探明的明代文书只有13件,且地域只是下游地区的三穗、天柱、锦屏3县。然而13件文书遗存却是该地区弥足珍贵的文物,又给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明王朝时期苗侗民族经济社会史提供了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在对文书契式的书写格式研究可以确认几点认识,第一,明代清水江流域有成熟的契约文书;第二,明代清水江流域契纸是徽州契约的移用;第三,明代契纸是清代契约的模版;最后,作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纳入国家行政区域是文书流行的成因。     

中国近代扬州民间契约传统与变迁——以房契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在近代大量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民间契约生活实践受到了冲击之后,契约文书内容没有保留传统契约的内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通过对扬州房契的比较分析,文章认为在建国以前,由于受到传统交易习惯的影响,契约文书基本上保留了传统契约的格式和内容,但也随着国家法的干预加强,略为有了一些变化。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导言

该文系日本学者武内绍人所著《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导言,讨论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列举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种类,各种文字风格和书写形式,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和语言背景,内容独特,自成一文。     

90年代诗歌对现代诗歌传统的消解

笔者以对 90年代诗歌生存状况的持续观注 ,深感 90年代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严重压缩了诗歌的生存空间 ,诗人在狭小的空间内奋力挣扎 ,忍受着商业性文化对传统诗歌内质的消解。但诗人们试图在新诗前卫化突进过程中寻求传统内质的精华同现代审美意识的共通共融之处 ,期望创造出属于这个全新时代的特色诗歌 ,发出时代的强音。本文勾勒了当下诗歌创作的发展趋势     

反对理性 解放生命——尼采哲学思想探源

《悲剧的诞生》标志尼采哲学的诞生。尼采以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为基础 ,反对理性 ,提倡解放人的本性 ,并以酒神作为重估一切价值的标准。解读《悲剧的诞生》对于了解尼采哲学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论鲁迅《野草》的深切与诡谲

散文诗《野草》蕴含着鲁迅特定历史时期深刻独特的人生体验。鲁迅借助一系列畸形、怪异、恐怖、丑陋、虚幻的意象来表情达意,创造了新的颤栗,这是他深入生活、逼视内心的结果。从情思感兴这个层面来看,深切是《野草》的显著风格;散文诗情思感兴以意象为载体,从意象生成这个层面来看,《野草》呈现出诡谲的风格。     

"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发展

党的建设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是适应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需要,用"三个代表"来表述党的建设钢领和使命并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在党的建设史上是第一次;在内容、时代特点和内部有机联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的创新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发展."三个代表"的提出,对于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用具”到“技术”——海德格尔此在的敞开与遮蔽思想流变解读

在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方面,海德格尔是一位先驱式的人物。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集中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用具"的分析构建出"此在"的在世方式,展现出"用具"在构建"此在"与世界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此在"在"操心"中直面"用具"而敞开自身进入真理之领域,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后期在《技术的追问》中,他对现代技术进行了批判,追问得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此种本质将世界解蔽为单一的向度,造成了"此在"的遮蔽,使人的生存陷入困境。在这两个阶段,他分别使用了"用具"和"技术"两个概念,并指出两者是不一样的。"用具"和"技术"虽然指涉的对象一致,但是通过对两者的分析,海德格尔展现出的是此在的敞开与遮蔽状态。     

杜威的社会民主观探析

对社会民主的探讨是杜威社会政治学说的中心内容。杜威分析了民主的三层含义 ,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自由和平等是社会民主的两个基本原则。社会民主主要靠人们不断的斗争去争取 ,靠对现存的社会的改造来实现 ,教育是维护和发展社会民主最主要的手段     

叶圣陶小说研究80年

对叶圣陶小说的研究有近 80年历史。叶圣陶小说研究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时期。建国前研究的特点为 ,一、多为短而快的书 (集 )评或序 ;二、既有单篇分析 ,也有整体考察梳理 ,较全面地涉及到长、短篇作品 ;三、评论具有开创性 ;四、4 0年代开始进入冷清期。建国后研究的特点为 ,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化 ;二、拓展了新领域。今后应采用新视角 ,有所突破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论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美学思想

莱布尼茨作为德国理性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其美学思想是以单子论的哲学体系为基础的。他从单子论的“前定和谐”说出发,论证了美的本质在和谐、秩序,而美的本源来自上帝预先安排,从而将目的因引入对美的解释中,试图在可感形象与理性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同时又从单子论的认识论出发,阐述了美感属于既明白又混乱的认识,是一种“混乱的知觉”,具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令人愉悦却不涉功利的特点,从而确立了美学在认识论体系中的地位,对鲍姆加登和康德的美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