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论冯至新时代诗歌人称话语之再变奏

告别40年代对生命存在的沉思鸣唱,50年代的诗人冯至又一次来到诗艺道路的十字路口。在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前,诗人与存在主义内省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渐行渐远,不由自主亦是心悦诚服地随波逐流,被时代之流裹挟而前。由是其诗性自我消融在时代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洪流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导致艺术水平的滑坡。这一退变映射到人称话语运用上,虽然其表面形式与40年代相比并无二致,均以＂我们＂为核心,但其内涵实质已然发生巨变：由40年代存在主义＂形而上＂的言说主体沦为平庸功利的政治话语的代言人。     

智顗观“一念心”的认识论理路及其时代意义

借助＂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的理论观点,探讨智顗＂一念心＂以及＂心＂作为认识对象的合理性问题,兼论这种认识论方式所具有的时代意义。通过层层分析和推理,考察出＂心＂作为认识主体与客体的整合是其自我反思方式的必然结果,并为解决现代社会在认识层面上的混乱局面提供新的理论指向。     

天鹅的绝唱——论穆旦“文革”后期的诗作

穆旦诗歌的价值近年来已为人们所认识,但他在“文革”后期的诗作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些诗歌应是穆旦最重要的诗作之一,它以个体的悲剧性生存为起点审视时代的荒谬,从对“文革”浩劫的反思中生发出强烈的觉醒意识,进而导向对人的命运与尊严的关注,展示了博大庄严的人性内涵。它们不仅是穆旦留给人们的“天鹅之歌”,而且是20世纪中国诗歌最为珍贵的瑰宝。     

穆旦：翻译作为幸存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内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用力深广之作——评易彬博士的《穆旦年谱》

穆旦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人物,是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诗人、翻译家之一。关于穆旦的研究论文非常之多,但总体说来,研究的系统性与历史深度还比较欠缺,穆旦的历史形象及其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还没有得到非常有效的透现与建构。不过,现在这一状     

《唐诗三百首》中“时光”意象探析

每个人都活在时间的洪流中,对时光的思考也是每个时代的诗人关注的人生主题。文章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唐代诗人对"时光"意象的思考:"时光"意象是诗人反思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衡量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诗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试论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歌中的现代自我形象

作为九叶派最杰出的诗人穆旦,以其自身独特的生死体验并结合他所接受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资源,在他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生成了最具反叛性和异质性的诗歌特质。他对战争背景下个体存在性的思索、对现代个人的自我异化与分裂的拷问,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部分,塑造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现代性的自我形象,同时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新的现代性质素。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互文性视野下的《苍蝇》兼及穆旦文学史形象

学术界对穆旦《苍蝇》的解读多出于经典化的欲求而探究其中的"深意",从而与穆旦本人的指认形成微妙的龃龉。文章从互文性角度进行文本分析,接下诗人"戏作"的话头,以期在解读的游戏与文本的声音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并对穆旦一贯严肃的文学史形象提出商榷。     

20世纪先锋文学：从艾略特到罗布-格里耶

20世纪西方文学,充当先锋角色的,通常指的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倾向。一系列观念与创作呈开创性的作家、思潮或流派等,颇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性质、面貌及发展方向。百年风潮跌宕,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例如象征主义诗人艾略特和＂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二者的理论和实践,不啻20世纪西方先锋文学的缩影,无论外在的特征还是内在的联系均富有典型性,可谓正确观照和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镜子。     

论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

穆旦是我国40年代诗坛的一位奇才。作为诗歌翻译家,他是中国诗歌翻译史上成就最大的一人;作为诗人,他是九叶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研究穆旦,研究穆旦的诗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对于繁荣当代诗歌创作是富有意义的。一穆旦30年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量接触了西方现代派诗人包括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艾略特和奥登、德国的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他和同学郑敏、杜运燮开始写现代诗,并被闻一多收在《现代诗钞》中。穆旦     

陈氏注骆新解三题

初唐诗人骆宾王由于随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加之史载不详,历来对其多有褒贬。晚清学者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陈氏解读骆宾王主要体现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古典解释学原则,而当今学界尚未从此原则出发论证陈氏注骆与骆宾王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从心理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窥探诗人心志,钩沉...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艺＂反修＂,当时翻译出版的供批判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国当时组织的对＂苏修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四方面问题。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发,即：1.文学批评不能全盘附庸于政治;2.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会被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偏见所湮没。     

“新的抒情”与穆旦晚年诗作

穆旦从卞之琳的《鱼目集》和《慰劳信集》的发表,看到中国新诗“抒情”性质由情感到知性的转变,它最显著的特征是“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的丧失”。他无法认同这一事实,提出了“新的抒情”（1940）这一口号。这是穆旦一次重要的诗学选择,此后“新的抒情”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拓展,并在穆旦晚年的诗学追求中融入了新的原质,它体现出诗人的历史睿智及其美学认识的新高度,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论穆旦诗歌感叹词“O”的形象意蕴

本文通过讨论穆旦诗歌中感叹词“O”所具有的形象意蕴问题,提出以下观点:感叹词“O”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功能之外,它更凸显于穆旦诗歌之中,具有一种形象意蕴;穆旦诗歌中的句首感叹词“O”与“呵”相比,“O”的使用增强了诗意造型中的肉体感觉,从而与诗歌身体中其它诸因素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共同拓展和提升了穆旦诗歌的艺术价值,保证和延展了其诗歌的艺术生命力。     

论曹邺的自卑心态及其克服与超越

晚唐桂州籍诗人曹邺因出身岭南、屡举不第等原因萌生自卑心态,自卑意识在他的诗中有着或隐或显的表现。曹邺一方面以曹魏后人自居,向中原文化靠拢,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以复古诗人自许,通过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的方式来克服自卑心态。曹邺克服自卑心态,实现自我目标的文化动因来自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他最终以儒者的人格、复古的诗格享誉诗坛。     

漂泊客与业余者——试论“金发体”诗的形成

李金发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直接开启了新诗象征主义诗歌的新传统。因为他的＂新＂,在＂来者不拒＂的＂五四＂时代,他的诗歌受到了相当多批评者的赞颂,因为他的古怪晦涩,更是遭到了无数人的批判指责。本文试图通过他独特的人生经历的梳理,为导致的诗歌特殊性,继而导致受批评的多样化这样一种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     

“农业神话”与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

美国平民主义运动是发生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至19世纪末,以农场主为参与主体,以格兰其、农民联盟、人民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一场广泛性群众抗议运动。美国传统的＂农业神话＂是导致农场主们积极行动起来并投身该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美国农场主的经济、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这与农业时代农场主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实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农场主们于是通过平民主义运动,呼吁联邦政府对经济垄断进行管制,对社会弱势群体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回到＂农业神话＂时代那个更为温情、更具人性化、社会阶层更为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