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视域中的行政关系理论维度

主体间性突破了认识论哲学的主体—客体的二分困境,强调了主体—主体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交互相关性。主体间性具有平等性、对话性、交往性的本质特征,其对政府主体—行政相对体主体之间所生发的行政关系具有启示意义,开启了行政关系的民主维度、开放维度、和谐维度。     

交往实践全球化形态及其内在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指多极主体间 (民族国家 )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物质交往关系的活动 ,本质上是物质交往实践全球化。物质交往实践全球化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普遍交往时代的社会实践形态。物质交往全球化实践形态包括全球化的时空结构 :主体交往实践距离化存在形态 ;全球化的技术交往结构 :主体的信息化存在形态 ;全球化的社会交往结构 :主体的网络化存在形态 ;全球化的历时态发生结构 :经济全球化形态。交往实践全球化研究可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提供系统的理论工具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随着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这一研究正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向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展现了与原来意义上的主体性不同的主体间性。人在交往中生存 ,因而人的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世界。作为主体的人们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 ,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具有交互主体性的主体和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或客体世界 ,成为某种共同主体。与这种共同主体相对而言的是某种共同客体。共同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同主体性 ,这是一种内含着交互主体性的人的主体性     

交往教学视域中的教学客体新解

当传统教育理论中的主体—客体两极化模式转变为交往中的主体与作为中介的客体的辩证的互动模式,即主体—客体—主体模式时,教学主体开始了从单一形式向交往实践观中的复合形式的转向。与此同时,教学客体也要相应地发生转变,但受到自身特殊规律的制约,教学客体呈现为文本客体和关系客体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本质的两个把握维度——实践关系与认识关系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本质的解读

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和客体对增强主体本质力量的作用的统一就是价值的本质，这个统一是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关系中形成的。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在能动性作用下的主体在实践关系中认识价值本质的过程。客体对增强主体本质力量的作用就是主体在科学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关系促使客体按照主体愿望而满足主体的效应。因而，从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两个维度出发，能够深刻把握价值的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这两个维度中深刻体现了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关系、认识关系的根本特性。     

道德教育：交往实践的新阐释

本文在分析道德教育的“主体—客体”结构和“主体—主体”结构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主体—客体—主体”的交往实践结构。并分析了道德教育交往过程的环节 :主体活动与心灵对话、体验与共鸣、领会与共悟、理解与共识     

技术与交往之辩证关系探析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交往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交往已不是作为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外在于技术的因素 ,而是内化于技术之中。它不仅表现为对技术需求的拉动 ,促进技术的传播 ,而且还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 ,有利于抑制技术的异化。技术成为交往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中“客体”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的进步改变着交往的结构 ,而且促进交往功能的增强。两者在现实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表现为一种“技术—交往动态演化模型”。     

文艺主体是实践—精神主体

我们在探索文艺的本质的同时,还应该考察文艺主体的本质。本文以马克思关于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基本方式的理论学说为立论依据,力求阐明:从本质上看,文艺主体是一种实践—精神主体。 1 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产生现实的主体与客体,尚未发生相互作用关系的人与自然,还停留在可能的主体与客体阶段。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主体与客体的存在范畴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范畴。对于人与自然的相互存在,人是主体存在,自然是客体存在,这是     

交往实践观:透视全球化的新视角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性质、结构和趋向上都在出现重大变化 ,正从“旧全球化时代”走向“新全球化时代”。为此 ,确立新的视角并对之作全面审视是新全球化时代的内在要求 ,而现代主义全球观与后现代主义全球观难担此任。必须以交往实践观透视新全球化 ,准确把握新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结构是“主体—客体—主体”的三重关系结构。以此透视新全球化 ,不仅可以深化对新全球化时代特征的认识 ,而且促使实现全球化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 ,正确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坚定共产主义方向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归纳的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其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对传播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它不仅颠覆了传统传播学的“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传播关系由“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