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尚贤”到“无不治”——《老子》第三章新解

研究《老子》通行本第三章对掌握老子政治思想及其圣人观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常使民无知无欲"可说是全章的中心句,它揭示了"圣人之治"的核心。该章阐述"圣人之治",始于"不尚贤",终于"无不治"。"不尚贤"与使民无知有关,"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与使民无欲有关。圣人之治除了有"虚其心"、"弱其志"的一面外,还有"实其腹"、"强其骨"的另一面。老子所谓使民无知、无欲可说是圣人以其愚而使民愚,而这与让民众保持在素朴状态中有关系。他主张用"为无为"这种积极的"无为"来实现"无不治"的目标,即圣人以其"治己"而使民众普遍"治己"。     

简帛《老子》“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考释

今本《老子》第五章"多言数穷"一句的原貌应是帛书本和西汉竹书本《老子》中的"多闻数穷",强调圣人不应以智治国,这样今本第五章就是由两个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模式所构成,结构十分清晰。而且"多闻数穷"与"天地不仁"一句相呼应,进一步强化对儒家的批评,体现出帛书之后的《老子》版本中的"思想聚焦"现象。"不若守于中"之"中"不应释为"虚静",而是公正之义,即圣人效法天地之"虚"而为政,其结果就是为政之公,如此解释则"不若守于中"与"天地不仁"一句相呼应。     

论老子的自然之学及其世界影响

老子身处春秋转折时代,其思想带有亦新亦旧的时代特点,但总体是一位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其创造就是"道"论,即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道是世界的根本,道生天生地生万物,道法自然,道是形式,"自然"是内涵。理解老子的道需防止二种误解:一是将自然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自然事物,二是以为道仅是客观规律。老子富有辩证思维精神,他将矛盾作为思维单元带入认识过程。道最简单,也最复杂,辩证性属于其固有内涵。老子将"自然"理念运用到其所有的实践思想环节,产生了一系列实践哲学理论。人生观上他得出"贵柔"的人生哲理。伦理学上,老子伦理学具有"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而"自然"构成其伦理学行为的实质。此外,道家被称为"为己之学",强调道德自觉。"自"的词组在《老子》一书中屡屡出现,反映了《老子》全书贯穿有很强的道德主体意识。政治上,老子主张道治,即以道治国,它高于神权和圣人政治,与超自然去向划清了界限,也堵死了用圣智干扰政治的愿望。老子思想是世界思想史创新的活水源头之一,对诸如海德格尔、怀特海、马斯洛、现代环境哲学等都产生了影响或引起过共鸣。     

从“同出而异名”角度解读老子的“圣人与百姓”思想

在《老子》传统的解读中,并没有将圣人和百姓放在对等的立场上,而忽视百姓的存在。事实上在老子的思想里,圣人和百姓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二者都是推动"道"正常运动的力量,缺一不可,只是圣人和百姓在道的运动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正是因为二者的共存,道才显现出既幽远深邃又生机盎然的特征。圣人和百姓作为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方式,共同维持着"宇宙—生命"系统的通塞平衡。     

论老子思想中所内涵的“绝对性”因素

老子思想中内涵着对"人之自为"等的"绝对"认同,对"雌"、"弱"、"下"的"绝对"偏重。对这些具有"绝对"性质的因素的揭示,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老子的"辩证思维",彰显老子思想的特质和价值。     

论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

老子"治道"思想是传统治国理政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从三个维度予以考察:一是本体论维度的"道治",老子强调按照道的方式去治理,重视"道治"的形上性、根本性、全面性和规律性;二是价值论维度的"善治",批评世俗价值和伦理礼制,主张在治国理政中贯彻"自然无为"的宗旨;三是境界论维度的"至治",描述了"知其文明,守其素朴"的理想社会形态,既有统治者自身权力的规范约束,也有民众的教化引导,从而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老子"治道"思想的三个维度各有侧重又相互贯通,"道治"凸显了治理的基础和根据,"善治"展示了治理的方式和策略,"至治"描画了治理的方向和蓝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玄道"、"玄览"、"玄同"和"玄德"--老子"不言之教"的玄思

老子"不言之教"思想与其哲学体系是相互论证的。这主要体现在:(1)"道"被称为"玄道",即一种几乎无法通过现实语言而被表述出来的政治经验。只有依靠"不言之教",人们才能超越现实语言的障碍,认识和体验到"玄道"。(2)"玄览"认识论以排除各种先入之见即"前识"为基本目的,它同时又是为"不言之教"的特殊教学方式服务的。(3)"玄同"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实质上是为论证"无为之治"政治方案服务的。"不言之教"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到"无为"政治的内在合理性。(4)"玄德"是"玄道"在"圣人"品行上的体现。"不言之教"理论则以培养少数"圣人"作为终极教育目标。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老子》中“自然”诸义及其在魏晋玄学之分殊

在《老子》中,出于"自"者不必合于"道","自然"虽合于道却因其"自"之不同而彰显出不同意蕴:万物之自然与百姓之自然虽出于"自"且合于道,却以圣人高度精神化的作为去除其内外之扰为前提。圣人之自然则以高度精神化的觉悟与修道守道为特征,而作为范导性的道之自然又是这些不同自然的前提与根据。故"自然"虽为一正价值,其价值却有质与量的差异。没有纯粹的自然,更不存在高于道的自然。在魏晋玄学家思想中,一方面,自然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与最高价值;另一方面,《老子》中的几层自然义分别得到发挥。王弼发挥了万物之自然义,嵇康发挥了民之自然义,郭象发挥了圣人之自然义。以道之下的自然为自然,并以自然来规定道,道注定沉沦。以道规定自然,以道之自然为真正自然,道与自然或复明矣。     

人何以成圣?——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

在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何谓"圣",圣就是"诚",与天地与本体合而为一。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士与贤通过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周敦颐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八种《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传《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老子、康德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老子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均具有较强的先验和形上特征,二者在哲学进路上呈现多处分合之处。在本体论、实践论和目的论上二者均指向先验理性,在具体的逻辑依据和道德理想上又分别指向了"自然律"与"道德律"。无论是老子之"道"还是康德之"上帝",在最终道德实践上都是不可到达的,"自然律"与"道德律"的二分法带来了"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黑格尔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角度提出了"道德律"与"自然律"之间"被设定的和谐",实现了从道德形而上学到道德辩证法的转换,也为我们指明了"和谐伦理"之路。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荀子的宗教向度及其价值探析

荀子注重理性与实证而不信鬼神,其宗教向度易被忽视;在先秦精英阶层理性高涨与儒家宗教性一直有争议的情况下,荀子的宗教态度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荀子理性思想中分析梳理其宗教向度,可以更好地把握其理智思维背后的矛盾与张力。荀子在"天"观念中对宗教性是一种排斥态度,在"命"观念中则对宗教进行了一定的保留,到"圣人"观念中宗教性有了显性的体现,而在"礼"观念中更是对宗教性加以利用。荀子作为知识精英对待原始宗教思想的理解,已经与低层的民众有了较大差异,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知识背景的束缚。荀子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解决宗教问题,这对当代处理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往庄子哲学之路

庄子哲学上承老子哲学,但不是对老子哲学的直接继承,而是在孔子通过学校教育所开创的新的文化局面的基础上向老子哲学基点的重新回归.孔子创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同时也创立了能够传承自己思想学说的教育传统;随着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的上层,形成了当时的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为了得到政治统治者的青睐和重用,竞相以自己的思想主张标榜自己,排斥别人.他们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但也分裂了孔子的思想传统,酿成了众声喧哗的文化局面.庄子在当时是一个非精英知识分子,他生活在一个近于政治权力真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没有介入上层政治权力关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纷争的积极性,但这也使他超越了并在超越的基础上包容了各种不同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从这样一个非精英知识分子的角度感受和理解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正确阐释庄子哲学的唯一有效途径.     

老子休闲思想的解蔽与澄明:基于哲学的视角

只有通过解蔽被长期遮蔽在《老子》背后的休闲思想,才能深度发掘出老子系统化的休闲思想:在本体论层面上,老子从"道"这一本体出发,认为休闲是由"道"产生的,它来自于"道",并为"道"所确立;在方法论层面,老子通过正(有)—反(无)—合(有)这一辩证过程,才逐步展开对休闲的认识;在认识论层面,老子规定了休闲作为人的自由体验之本质,阐述了休闲的重要范畴"时间—空间"的相互关系,将休闲划分为主静型和主躁型两种类型,并提出以"自然"作为休闲的第一原则;在价值论层面,老子的休闲思想不仅拓展了道家思想研究的新视角,丰富了休闲理论的内容,而且为民生乃至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老子、韩非子的“自然”观念及其政治蕴含

老子思想中存在两种形态的"自然",一种为"道"之"绝对自然",一种为"万物"之"相对自然"。"自然"是"道"的存在形态,只有"道"才不依赖任何外力而做到"绝对自然"。"万物"之"相对自然",一方面固然与万物自身特性密切相关而"自己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自己如此"又源自对"道"之"绝对自然"的模仿与效法。老子之无为,并非无所作为,乃是营造良好生存与发展环境之"无为",承担呵护百姓之义务与责任,实则有为;主动放弃高高在上之权利意识与权力优越感,实则无为。韩非子赋予"自然"观念以"必然"的内涵,将人性之"自然"视为一种"必然",一种规律,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据此主张治国应以此"必然性"为基础与前提。同时又在理想社会中赋予了"自然"以"自己如此"的意味,强调规则治理之下理想状态中人们行为的自然,具有"消极自由"的意味。     

论老子思想的根源

老子思想的根源是"自然",其"自然"思想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老子思想直接受到自然现象的启示,老子柔弱无为的辩证法思想是其自然思想在社会领域中的延伸,老子的道也具有自然的性质。     

《老子》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呼应

《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道"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本原,还原了物质世界的绝对运动和普遍联系,进而实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呼应;《老子》提出"治人事天"的思想,肯定了天的独立意志性,将天命论置于人的主体性的对立面,从而使唯物主义自然观获得了蓬勃生机,实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呼应;《老子》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在于"为无为",既是体会"道"的物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意识能动性的作用方式和辩证法的物质运动法则,从而实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呼应。     

王弼老子注的“崇本息末”思想

文章从形而上学、方法论和注经方法三个角度来梳理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的思想。相较于王弼以前本末思想的基本观念,王弼不仅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本末概念进行扩充,而且结合自己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求对老子思想的“守本”、“不偏”、“不尚”思想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崇本息末”。在方法论意义上,圣人的“无”与“自”的特性让“崇本息末”作为一种治国方法成为可能,与“崇本举末”形成一个“守母”与“存子”的辨证关系。此外,王弼还将“崇本息末”贯彻到注解的方法之中,使得老子思想“致有理统”。     

老子“玄德”思想及其所蕴形而上下的通贯性——基于通行本与简帛本《老子》的综合考察

"玄德"在老子学说中不仅具有多层域的丰富意涵,而且还蕴含着老子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以及心性论之间的通贯性。在综合考察《老子》通行本和简帛本的基础上,通过相关语境的疏证与解析,渐可发现"玄德"思想的多重义理:形上世界的"玄德"意味着"道"对万物"生而弗有"的两面性作用;这一作用推衍到形下的政治生活,便是指圣人效法"道"而具备"以不智治国"的"玄德";但圣人的效法又绝非外在模仿那么简单,其间还深蕴着"涤除玄鉴"的内向体认,"玄德"的工夫论意义也于此展现。发掘老子"玄德"的多重意涵,不仅使我们对此观念的义理具有更综合的认识,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理解老子思想形而上下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新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