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为祭歌说献疑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什么性质的诗歌?对此,历来有不同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祭歌说”。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祭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司马昶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的“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一语推测《九歌》是屈原奉怀王命作的捌神之词(见《屈赋微》)。《九歌》是祭歌吗?对此,笔者颇生疑     

关于屈原《九歌》研究综述

古今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九歌》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王逸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时所作,而朱熹《楚辞集注》则认为屈原在放逐期间仅仅对《九歌》作了修改润色的工作。郭沫若同意屈原作《九歌》的观点。游国恩则认为朱熹的说法接近事实。郭、游都认为《九歌》当是屈原早年得志时的作品。 (二)关于《九歌》的篇章次序。《九歌》共十一篇,王逸所列顺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从前注楚辞者,因为拘泥于九的数目,或合并《山鬼》《国殇》《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以求符合九数。不少研究者反对这种作法。姜亮夫排列《九歌》的次序为:《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屈原法家思想质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

屈原法家思想质疑──兼与任国瑞先生商榷李金善屈原的思想一向被认为属于儒家体系，自刘安、王逸、朱熹到戴震都无异辞。近世学者游国恩先生也坚持这个观点。但到郭沫若先生便有些明显地变比，他在１９４２年撰写的《屈原研究》中说：“屈原的思想很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     

历史的回音壁——《楚辞·卜居》辨析

《卜居》是《楚辞》名篇,本文从屈原对秦汉历史巨大影响的角度认同郭沫若先生的作者判断及游国恩先生的写作年代推断。同时,对《卜居》文义试作深层开掘,悼悯华夏的“民族魂”。     

“《九歌》承王命作于怀王十七年说”质疑——与孙常叙先生商榷

《楚辞·九歌》产生的时代,王逸《楚辞章句》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缝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子《集注》亦有类似说法。但是,近代和现代学者,对王注多持否定态度。在入正题以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简单回顾。胡适在《读楚辞》中断言:“《九歌》和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见《胡适文存》卷二)游国恩、陆侃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游国恩的屈原研究及学术史意义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专家,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1946年、1953年、1963年、1980年他出版过四个版本的《屈原》。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以及对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     

《楚辞·九歌》的写作年代辨析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人言言殊,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全作于屈原青年时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得意时的作品;二是全写于屈原被顷襄王流放于沅湘期间,是屈原晚年失意之作;三是写于为楚怀王疏远而退居汉北的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九歌》十一篇,有作于屈原青年时的,也有写于他晚年的,作于前期的是屈原为楚王室制作的祭歌,写于后期的是他采用民间祭歌形式创作的抒情诗。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及为何而作,以东汉王逸说为最早。他在《九歌序》里说: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九歌》与民歌的关系——从声乐系统上看《九歌》

1937年,我在《语言与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九歌非民歌说》,反驳那时候以胡适为首的《九歌》为民歌说、《九歌》非屈原作品论。①我在那时候提出了三项理由,第一、从《九歌》的祭祀制度上,证明《九歌》的祭祀是国家的祭祀,而不是民间的祭祀;第二,从《九歌》与汉代《郊祀歌》的比较上,证明《九歌》是楚国的宫廷     

关于《九歌》的思想意义

在屈原的创作中,《九歌》算是比较奇特的作品。它是以祭歌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委婉深曲的思想感情,故而人们对于《九歌》的思想意义便产生了许多分歧的解释。自王逸以来多以为《九歌》有讽谕之意,即所谓“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託之以风谏。”但他们往往不顾艺术形象的完整,一味比附历史,寻求影射,结果便难免穿凿附会,故其说多不为现代学者所取。建国以来,主张《九歌》乃纯粹的祭歌,并无讽谕、寄托之说颇盛,而且很有权威,以至为许多文学史著作所采取。“诗言志”这句古训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的准则。屈原自己也说:“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由此看来,屈原的写作《九歌》当是有所感而发的。王逸等的随意肢解作品的艺术形象以求讽谕之意,固为我们所不取,但完全否认《九歌》具有讽谕、寄托的意义,恐怕也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设若《九歌》只是一支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

论《九歌》中屈原的位置张树国屈原在《九歌》中的位置，可说是《九歌》研究中具体而又敏感的问题。《九歌》属于巫系文学范畴，这已为古书记载和现当代田野考察的方法所证明。但关于《九歌》是否作于“楚之衰”就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揭示《九歌》作品世界的内涵和那个...     

屈赋太阳中心说

一、引言 游国恩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作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主要论点是“屈原对于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口吻。游先生认为楚辞中所描述的“美人”、“香草”、“荃荪”、“昏期”、“女嬃”、“灵修”、“求女”、“媒理”等等,皆以夫妻关系喻君臣关系,用游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屈原)把楚王比作‘丈夫’,而自己比作弃妇。”游先生的“女性中心说”在楚辞研究中可称得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谈《九歌》的艺术特色

屈原从巫术文化中吸收营养,创造出《九歌》这样瑰丽辉煌的绝唱,在中国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笔者试就《九歌》的艺术特色作一粗浅的探讨。真诚直率的感情美诗歌是表达感情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是感情的产物,这是我国古代诗论中一个传统看法。孔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明儒家又是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诗歌感情的表达。而代表楚文化精华的屈原,     

《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

《离骚》中的人物性质争议最多的是“女媭”,王逸认为女媭是屈原姊。后世承王说者,往往加以附会以证成其说。一是以文物遗存来附会,以《水经注》及其所引袁崧说为代表;二是从文字音训来附会,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为代表。游国恩肯定了张凤翼“妇女之通称”的说法。袁崧《宜都记》所载文物遗存是真实的,其附会女媭庙为屈姊庙,使材料自身存在矛盾,在秭归境内无屈原庙（祠）而有女媭庙,于理难通。女媭庙中“捣衣石犹存”揭示了女媭的身份,秭归之女媭庙、捣衣石的文化遗存,证明其是纪念“媭女”星的,而非屈原姊。媭（婺）女,是二十八宿之一。《离骚》中的“女媭”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女”星宿。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

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国殇》试绎

《国殇》撷自《九歌》.从王逸编次《楚辞章句》以来,对于《九歌》的写作年代、生活基础和原始面貌,同异参互的见解一向就相当多,迄今尚未统一起来.因此,要了解《国殇》,不能不涉及整个《九歌》,并且仔细考校各种说法,择善而从.《九歌》其名,源存古远,屈原创作的《离骚》、《天问》以及郭璞作传的《山海经、大荒西经》都曾提到过.但是,屈原的《九歌》与之名同实异,其大部分材料是从楚国流传的祭祀巫歌采集来的,然后经过他创造性的整理,润饰和改写,方才蔚为奇葩.这一点,基本上已成定论.分歧在于,作品到底写于何时,所为何由.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屈原的政治态度,及其《九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所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难以调和.不过究其大端,无非是两大类,即“放逐时作说”和“怀王时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