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在其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有三次大的选择和转折 ,每一次转折都确立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规范 ,即五四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种现代性规范各有其特点 ,五四文学现代性过于“欧化” ,“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化”现代性规范过于封闭 ,新时期文学则体现了“整合”性特点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寻梦想与新传统的形成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始终都把追寻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为梦想与目标。不断引进国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与利用外来的资源改造本土的旧文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构成了推进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主要动力。在追寻现代性梦想的过程中,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以“惟新是尚”和“现代化焦虑症”为核心的新传统。在反思这种历程之时,确立本土问题意识和本土立场,对于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学来说至关重要。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     

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散文主体性理论的形成

本文认为,现代散文主体性理论的形成,与文学现代性中激进的“反传统”、“人的文学”及“国民性”问题的探讨相关。     

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     

寻根文学:文革思维的超越与残留 --《棋王》《爸爸爸》的叙事学分析

寻报文学并没有完成其所希望的为民族文化寻根的历史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寻根的作家们在思维方武和叙事范式上还局限于文革时期的话语霸权和思维惯性。参照叙事学理论对寻根文学话语霸权进行阐释有助于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文革思维的反思与超越。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恽铁樵与前期《小说月报》的创作转型

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从观念和创作上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使《小说月报》出现了某种现代性转机。恽铁樵的小说观念突破传统小说"载道"、"惩劝"的功用观,大大扩展了小说的表现视野,同时也为小说文体的解放做了理论观念上的准备。恽铁樵等对当时小说创作状况的创新和认识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前奏。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赵树理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现代性问题思考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的内在联系与历史地位

作为文革前期与后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抒情模式,两者都是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政治语境和文化根源上看,红卫兵诗歌与天安门诗歌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天安门诗歌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寻常组成部分,它不能承担揭开新时期文学序幕的历史任务。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1月14—16日,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会议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围绕三个议题,即：1.区域文化与文学的新进展;2.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收获;3.区域文化与文学发展的新走向,分五场大会发言,以及两组讨论。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成立以张中良为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这次会议,继往开来,将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论《小说月报》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不但反映了一份杂志在新旧共存、文白互争的民初的最后命运,而且,作为民初文学的一个典型个案,它也反映了整个民初文学融入新文学的途径:那就是革命式的改革。这一革命式的改革发生的直接根源就在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包括整个民初文学,虽然一直在做着种种新变的努力,但是,它们并没有以理性的自主的追求建立起足以构成新文学因素的现代性。以传达的基本精神、使用的文体以及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为基本衡量尺度的考察表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仍然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它只能通过革命式的改革而融入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