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你——复兴中的中国慈善事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发疾者皆有所养”     

孔子的社会理想

提起孔子的社会理想,便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如下一段话: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变革,从其表现形式看,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篇所讲的,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后更出现“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如果根据宗法制度的原则来评论这些政治现象,当然要被孔子说成是“无道”的。然而历史事实竟是由“天下有道”而向“无道”发展,说明在西周时期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     

周代封侯爵制辨析

有周一代，因循并发展了殷商的“外服”、“内服”的爵制系统，并创制了“封爵”和“官爵”——“外爵”、“内爵”两大体系。其中，外爵制中的公爵爵位仅授于封侯中身份特殊的尊者，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封爵。它很好地解决了天子与殷旧王子、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属臣之间的礼法问题。     

夏商文明初探

中华民族国家政权的出现约始于夏,传说中禹的儿子启用武力夺取了氏族的领导权位,公开破坏“禅让”的传统习惯,始创君位“世袭”,大搞家天下,统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时建立军队,修筑城池,对外征战掠夺,对内奴役压迫,正式形成为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度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礼记·礼运》的追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     

浅析孔子社会控制思想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适值“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社会失范,各种社会越轨行为比比皆是,子杀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诸侯争霸、攻伐不休,作为天下之主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之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试图以仁、礼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正名”和教育两种社会控制方法,达到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控制目标。社会控制思想实为其社会思想的核心所在。 一、孔子的社会控制目标:“天下有道” 孔子所处时代正是大变革时期,天下大     

谁是最牛时代的最牛人

<正>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有四个等级,从上到下依次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这些人都是士。天子、诸侯、大夫,有冠有冕,冠冕堂皇。而士是没有统治权的贵族,他不需要加冕,没有不动产又没有统治权,那他怎么生活呢?他得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唯道集虚——读《庄》札记之六

唯道集虚——读《庄》札记之六王锺陵一儒家和道家为中国人构造了两个乌托邦：儒家构造的乌托邦是大同理想：《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从对三代之前的这种朦胧回忆出发，儒家拟制了老吾老以及人之...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吕明灼在《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第一，三教共“和”。中国是一个讲“和谐”社会、讲“中和”哲学的国家。我们自古就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说。     

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挟天子”新解

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句中的“挟天子”当作何解?传统的意见以为:“挟”即“挟持、胁持、控制”,“挟天子而令诸侯”也即“挟制着皇帝,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诸侯”。不久前,《文史知识》刊载了一篇短文,方始提出异议,谓:“这个‘挟’字,应释为倚重、借重之意。新《辞海》‘挟’字义项之四:‘倚仗,倚以自重’,所以,‘挟天子’意思就是借重天子的威望(或名义)。语义略近曹操《自明本志令》‘奉国威灵’,而敬意稍逊”。衡此二说,我们以为:传统的看法确是误解了的,而后者的似也未中肯綮。故特不揣浅陋,为作新解。     

庄子“三剑”与企业之道

用剑、治国、治企道理相通庄子在《说剑》中与喜欢剑术的赵文王有一番关于剑的话语,庄子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天子之剑……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     

《治安策》(节选)

夫树国固②必③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④爽⑤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⑥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⑦有加焉,犹尚如是,況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⑧,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⑨,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⑩,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11)。如此,有异淮南济北(12)     

试论孟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

战国中期,诸侯兼并日益激烈,人民生活于战乱和饥寒之中,迫切要求天下归于一统,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适应,各种思想政治学说也应运而生,在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是这个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儒家注重现实的传统,发挥了孔子提出的“德治”主张,广为游说诸侯,     

三代国家结构形式初探

一长期以来,视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形式为“统一大帝国”的观点,在学术界相当流行。追本溯源,早在战国秦汉时代人们即作如是观。如孟子认为:“武丁朝诸候,有天下,犹运之堂也”。司马迁写《史记》分立夏、商、周本纪,正是受当时视三代为“大一统”社会的观念影响的结果。从一定程度看,尽管这种认识多少道出了夏商周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这一本质特征,但以此认为夏代“九州攸同”;商汤“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周武王“实抚天下”,就未免偏离了三代历史的实际进程。事实上,三代国家的结构是极为松散的,还处在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的状态中。文献有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这众多的邦国并未整齐地集合在天子的旗帜之下,而是改由己出,不相统属,故其国可以自由迁徙,不受约束。如夏“后羿自鉏迁于穷石”;“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古公亶父“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歧下”。     

“既见君子”之诗篇题旨考

在《诗经》中,“既见君子”共出现二十二次,分别见于九篇诗歌中。因各篇诗歌内容与主旨的不同,“既见君子”的意义指 向也有所差别,或指的是诸侯见天子,或指的是国人见诸侯或贤者,或指的是女子见丈夫或情人。     

诸子的人兽理论与学说分合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统政治权力的真空时期。因此,“乱”,构成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的时空特征。从大的方面讲,它导源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政治变化;从小的角度看,则可归因于“臣弑君”、“子弑父”和“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等“二逆”或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