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乐”与“诗”孰伪——《管锥编》中的“乐”、“诗”作伪问题

《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三)》按照古典文献对“诗”与“乐”的传统理解,对“诗”、“声”、“乐”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最终认同了“乐之声”比“诗之言”难作伪的论断.诗歌与音乐在“作伪”命题的具体所指,须通过对诗歌与音乐的符号形式、情感特征、情感表达方式与意义接受的分析得以呈现,因此,泛泛认定音乐比诗歌难作伪并不具说服力,同时,在对两者“作伪”比较的论述中,声音作为相同的表现媒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照.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苏轼研究会第六届学术论讨会综述

第六届全国苏轼学术讨论会9月4日至7日在陕西省凤翔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苏轼研究专家参加了会议。 一、关于苏轼诗文的研究 会议认为,宋诗与唐诗孰优孰劣的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长期以来争而未决的问题。有的学者在分析苏轼诗的特征及与宋诗的关系后指出,苏轼的诗具有“深”、“广”、细”三大特征。所谓“深”,是指深层次的开掘主题,深层次的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如他的《游金     

现代史诗标识论

现代史诗指的是近代、现代、当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主要指长篇小说。现代史诗的识别标准,仍然来源于古典史诗,现代史诗与古典史诗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史诗特征是:选用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题材,规模宏大;塑造完整的杰出的人物形象,于个性中寄寓民族性和人类性;对历史和现实作宏观的、本质的透视;真实与奇妙的结合,情节跌宕起伏。“史诗”作品不仅是“史家绝唱”,还应是“无韵‘离骚’”。一些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史”与“诗”结合的和谐度不够,有的“史”压过了“诗”,有的诗性强于史性,完全“达标”的史诗性或史诗型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凤毛麟角。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释“崦”

崦,有的字书只注明读阴平声,音烟(yān)。意义是“日没处的山名‘崦嵫’”,作为地名特有名词,并不单用。有些比较详细的字书、辞书才注明这字有两种读音,除上举的阴平声外,还读上声,音眼(yǎn)。意义则注明“义同”二字,仍指“崦嵫”,这就发生了问题。在唐、宋人的诗中也碰到过这个“崦”字,虽然不太常见,但还是客观存在的。在诗中多是单用。不与“嵫”字相连,均读上声,意义并不指“崦嵫”山名,而是泛指山中的某一地形而言,系作为一般名     

从《香奁》到《花间》--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演变的艺术轨迹

相传为韩所作的《香奁集》 ,确属一部声情并茂的“声诗”选集 ;它的传世 ,为后人全面考察词体文学经历“声诗”阶段并逐渐演变为成熟的长短句的复杂过程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本依据。本文通过对《香奁》诗和《云谣》《花间》词的综合考察 ,描述了晚唐五代合乐曲词的演进轨迹以及声诗对提高长短句的艺术品位产生的内在影响。《香奁》和《花间》的比较研究 ,不仅勾勒出唐五代声诗的体裁种类 ,更揭示了以《香奁》诗为代表的声诗作品 ,最终要被更加协律的长短句所代替 ,这也是晚唐五代倚声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池月浴诗魂——关于《红楼梦》校勘的一桩公案

“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是《红楼梦》第七十六回《中秋联句诗》中的名句.第二句为黛玉所吟,既是写实,又具有象征意义.但在今存传世抄本中,这一句诗是有异文的:①在庚辰本、甲辰本、列藏本、程甲本所据抄本以及程甲本以降的诸刻本中,作“冷月葬诗魂”.②在戚序本、蒙府本、全抄本以及戚宁本中,作“冷月葬花魂”.一般认为,第一系列中的多数抄本,所据底本年代较早,可信程度较高;第二系列抄本所据底本年代较晚,而且多所擅改,可信程度较低.可是,问题又出现在庚辰本上.此本原抄作“葬死魂”,后又点改为“葬诗魂”.于是,问题又出来了.究竟是“诗”与“死”的声说呢?还是“花”与“死”的形说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上述诸问题、冯其庸先生在《八家批评红楼梦》的后记中,做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认为应做“诗魂”.台湾刘广定先生也持相同观点(见《明清小说     

琴诗与哲思：苏轼音乐存在的困惑与解答

在深受释、道影响的苏轼身上,诗歌、音乐与哲学都有丰富、深刻的体现。现存苏轼琴诗展示出对音乐存在方式的高度关注。苏轼在《琴诗》中质疑音乐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声”说,并在针对陶渊明“无弦琴”所作的翻案诗中直面消失的音乐,对乐器、音乐机制与音乐的关系作出客观评价。面对稍纵即逝的音乐,苏轼提倡音乐中的审美人格,用诗歌记录、保存,使音乐在文化、审美的层面上得以传承。     

哲理的诗化生成——评《诗性智慧》

王充闾先生编著的《诗性智慧》(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书 ,是中国古代哲理诗的选本 ,选释中国诗史上富有哲理蕴含的绝句三百余首。可能有的读者读了此书 ,会有不尽满足之感 ,觉得有些诗“哲理味”不是很浓 ,或云不够纯粹。这里牵扯到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是如何认识诗中之“理”?笔者恰恰非常认可的是书的选篇 ,因为它们特别契合于笔者对诗与哲理关系的看法。对于是书的选目标准 ,笔者以为是深刻地体现了充闾先生的理论眼光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 ,诗中的哲理 ,大致可以用“理”来代表之。当然 ,这其中还有种种内涵上的差别 ,但最能概…     

两个命题等值不等于命题形式相同

现有这样一个命题:“凡诗人都是作家”.否定这个命题得到一个负命题:“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负命题“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与支命题“凡诗人都是作家”是矛盾关系.又据逻辑方阵,“有的诗人不是作家”与“凡诗人是作家”也是矛盾关系.因此,“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等值于“有的诗人不是作家”,后者的命题形式为“有S不是P”. 现要在提出的问题是:根据“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等值于“有的诗人不是作家”,我们能否把“并非凡诗人都是作家”的命题形式也分析为“有S不是P”?我认为不能.     

以禅喻诗的学理依据

诗与禅的关系是中国诗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自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以降,已有若干种研究专著问世。关于禅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饶宗颐先生曾精当地概括为：“以妙悟孕育其诗心,以活句培养其诗法,以最上乘致其诗品之高,以透澈玲珑构其诗境之瓊。”①而从诗学的角度说,则禅与诗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的批评传统上。有的学者已将这一传统的起源追溯到孟浩然《本　黎新亭作》（《全唐诗》卷一六○）②,但“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只是一般佛教话头而已,实在还不能说是以禅喻诗,明确的表述似应是齐…     

钱谦益的诗体“正变”欢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白居易“歌诗”音乐美学思想探微

白居易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歌诗”的理念,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随处可见此种理性操守的映象和轨迹.所谓“歌诗”,既不同于后人提出的“声诗”,又不同于所谓的“涉乐诗”,有着独特的品性和自足的内涵.从接受美学史的角度着眼,白居易觉察到,“音韵优美,便于歌诵”的“歌诗”不同于只是诉诸语言文字而仅供阅读的诗作,“歌诗”更宜于传播.白诗浅俗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执著追求音乐性有关.白氏的“歌诗”思想,既有音乐美学的高度,又有艺术实践的可操作性.     

《说文通训定声》“别义”研究

】《说文通训定声》是第一部对词义做全面探究的专著,朱骏声在书中明确提出“别义”概念,将“别义”和“引申义”“假借义”并列起来作为独立的义类进行说解并且使之系统化。朱骏声所界定的“别义：’义项的性质非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词义系统内部的混乱。朱书“别义”有的属于连绵词的意义,有的与本义实为同一义项,有的实为同形字的意义,有的实为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等等。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关于《诗经》战争诗的几个问题

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战争诗的种种特点归根结底来源于战争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其它事物相比,残酷的战争确实是异乎寻常,令人惊骇,有的政治家因而称之为“怪物”.与爱情诗所写的爱情,祭祀诗所写的祭祀,农事诗所写的农事,宴饮诗所写的宴饮等诸事物相比,战争诗所写的战争显然要复杂得多.不管那些诗歌的内容如何丰富和深刻,其性质毕竟显得集中而单纯,而战争诗则完全不同,它的性质复杂,内容宏富而涉及面广:不仅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入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哪类诗歌能像战争诗那样地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由此不难看出,战争诗的特殊性和重要价值.本文拟从诗歌形象塑造的特点,思想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力争对战争诗有一些新的认识.     

从“悟”谈禅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影响

近年来,对佛教禅宗的研究越来越引人注目,诗与禅也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热门课题。但人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以禅入诗、借诗说禅、以禅喻诗等诗禅关联的具体体现上。然而诗与禅究竟以何相关联,以及这一关联在古典诗歌理论中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诗禅关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禅宗的“悟”,是沟通诗禅关系的桥梁,对古典诗歌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