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造成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观念因子、意识结构乃至核心价值发生剧烈的动摇变化,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国民"而非"个人"成为这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国民",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开启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之路.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论非洲国家民主化范式转换——基于容错性民主的视角

西方民主与其文化、制度紧密相连,这决定了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需要考虑其自身的条件.在国家整合、民族认同尚未完成之前,非洲国家适合采取一党制的政体;从其历史来看,四百年奴隶贸易和百年殖民导致非洲部族仇恨甚深,以部族为基础的多党制容易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从其文化来看,非洲国家信奉权威,缺乏民主所需要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从其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非洲国家欠发达的商品经济阻碍西方民主在非洲的传播.所以说,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推行"一党制民主化"而非"多党制民主化"进程?该问题无法在西方多党制民主理论体系中得到解答,而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为非洲国家实践一党制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研究:"解读",还是"解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反思"课题

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学术主旨.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是"解读"而非"解构".回到马克思,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与科学问题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结合,同时还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新世纪中国文化安全与"再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新思维."再中国化"文化战略的呈现与以下九个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息息相关: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大国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战争"症候;"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中国"三和文明"应同西方"三争文明"互补;西方"现代性弊端"与中国可持续"文化输出";注重大国软硬实力和重塑"中国文化身份";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创新经典".     

中国梦的价值底蕴及其实现路径

价值是中国梦的内在精神实质所在。从主体看,它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个人幸福"三位一体"的统一。中国梦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它是一种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与其它国家、民族共享型而非排他型的价值体系。同时,中国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话语权,打破了西方关于价值和社会道路的独断。在价值实现上,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依靠中国力量。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契约论论证模式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接续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提出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并予以规范证明.但其契约论论证方法只具有一种策略性意义,有助于明晰我们正义感的直觉,两个正义原则主要是靠理性的反思而非契约选择得到确认,同时作为合理选择理论,两个正义原则是可选择的对象而非唯一的选择,进一步说明必须依赖于对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解.     

"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科是在以西方法重构中国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一种"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法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多向度以及模糊性的特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应当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来,强调对中国法历史的描述性微观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应当在对成文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使用诸如地方司法档案等中国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面貌。从而将中国法律史定位为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策略的三个维度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策略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宏观"策略,以破解"普世价值"为切入点,并以参与"全球治理"为归宿;二是"中观"策略,向世界揭示西方价值观念的内在矛盾,同时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科学性,三是"微观"策略,研究西方价值观话语霸权的特点,加强"原创性"价值观理论的建构与传播,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融入国家外交实践。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向古人学习言说的方式——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例

学习古人的言说方式关键不在于学得几个词语或提法,而在于学习古人的运思方式.中国古人所建构的世界是一种"美学秩序",而非"逻辑秩序",所运用的是"关联性思维",而非西方意义上的"逻辑思维".这种运思方式在古代诗文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古代文论对那种微妙难测的诗文风格、审美特征、诗文作品中包含的某种意绪、情状的有效把握与传达为我们今日的文学批评理论言说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论作为自决权主体的"民族"与"人民"

按照法律文本的翻译,自决权的主体应是"民族"或"人民"。如果译为"民族",那么这里的"民族"应界定为国族,而非种族;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单一的民族;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则指一定领土范围内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整体。如果译为"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应界定为"任何一个国家之全体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也包括独立主权国家的人民),而非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民。     

略论国家安全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政治拓展到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精神及社会方面,国家安全的获得不仅仅在于物质方面的"硬实力",更在于精神方面的"软实力",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采用多种手段并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中国软实力建构面临着威胁和挑战,主要表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网络文化传播竞争挤迫着民族文化滑向"边缘化";放纵无度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对主体价值观的冲击;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兴风作浪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当前,国家软实力建构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民族意识,以文化自觉来引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二是重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体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体价值观;三是倡导"和而不同"的国家安全模式.优化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谁之功利，何种功利？——反思中国传统功利思想的根本性质

中国传统功利思想历来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如果以西方经典功利主义为参照,我们就会看到,中国传统功利思想追求“我们”的而非“我”的功利,它是自然的而非自由的功利思想,是“同”的而非“和”的功利思想。在功利主义已成为一种强大思潮的今天,我们要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谐自我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大胆吸取西方功利主义的合理要素,彻底改造传统功利思想,构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否定因素的新功利思想。     

法治建设中国家主义立场的“国家”内涵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法律学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西方和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中,"国家"是奠基性的概念。对于"国家是什么"的理论命题,国家主义者给予了四个方面的回答,即国家是世俗权威的化身、无上权力的归宿、最高利益的代表和驯化公民的牧者。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与西方迥异,带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色彩。对百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志愿服务立法的宪法渊源

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有了巨大发展,西方国家纷纷进行志愿服务立法,我国也正式提出要制定《志愿服务法》。志愿服务立法必须具有宪法渊源,即"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通过宪法解释,旧时的称呼"义务劳动"可合理地理解为当今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国家的职责是"提倡"志愿服务,对此不得怠为。发展宪法不应仅局限于制宪、修宪等传统方法,还要注意运用宪法解释等方法,这样可更好地促进立法。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全面创新:建设现代化世界强国的根本逻辑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大而不强"。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全面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创新的逻辑底蕴可概括为"四个根本":改变世界、创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诉求;因时因势、变化革新是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本成因;综合创新、系统创新是近代西方大国相继崛起的根本经验;推进国家创新、全面创新是解决当下中国发展难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