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交游考:以“吴中七子”为代表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早年入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王鸣盛、赵升之、曹仁虎、吴企晋、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昶与"吴中七子"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乾嘉时期文人士子的文采交流史,对王昶的全面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语义学与翻译——以Leech的语义七分法为例

近年来,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中,从语用学角度切入的比较常见,而传统的语义学途径,似乎有被人遗忘之嫌。在此拟用Leech的语义七分法为指导,对一些翻译实例进行评判,以唤起学者对翻译的语义学途径的重新关注与更深入的思考,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政教”为中心的先秦儒家文艺思想

<正> 儒家文艺思想,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也起过消极作用。它强调文艺的政教作用,强调文艺的功利目的,从而给文艺以很高的地位,甚至把它和礼、刑、政相提并论,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这种主张本身具有合理的一面,在历史上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的这种文艺思想却忽视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部规律,因此,往往把文艺变成政治的附庸,使文艺不能按本身的规律去发展。有些时候,甚至走向取消文艺的极端主义的道路。显然,这就是其消极的一面。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戊戌变法败因新探——以“七上清帝书”的修辞策略为考察中心

戊戌变法无疑成就了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但在"七上清帝书"和变法过程中,作为大清子民的康有为却在"师"与"臣"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加上他对当时高层权力格局的极度失察却也葬送了戊戌变法成功的最后希望.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七上清帝书"修辞策略的选择上.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清代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动因及价值考察——以“毗陵七子”为例

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     

论唐代的离婚立法--以"七出"之制为中心

唐代法律根据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对礼制上的"七出"进行了确认与规范,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从法理学上看,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使"七出"由汉代的习惯法转化为成文汉,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它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程序;它在立法技术上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法律实践上看,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论韩碑中的“文”与“道”

韩愈自觉地把碑志文创作纳入到古文运动中,为其"明道"服务.其碑志文既兼实用与文学之美,又鲜明地体现出"文"与"道"的相互贯通与融合.这不仅铸就了韩碑的文学化、经典化,也使其"文以明道"理论更趋圆融.     

论唐代家训文化及其文学意义——以初盛唐士大夫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家训资料卷帙浩繁,蕴涵的思想十分丰富.在初盛唐众多的家训资料中,士大夫家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初盛唐士大夫家训通过规范儒学基本理念、构建社会道德以及对为官以德的要求来传播和普及儒学,为儒学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士大夫家训还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在文体上,专著式家训著作和家训诗歌开始出现;在内容上,注重后天学习、养成一定的文学修养的要求增多;文人的生长环境和家学传承往往会影响到他们的学识修养及今后的学术兴趣.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论档案馆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档案馆由实行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充分挖掘、培训、利用人才资源,激励馆员参与管理,是档案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     

论“以教育为中心”的知识经济

发展知识经济“以教育为中心”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从理论研究视角看,这是关于科技与经济理论研究的必然逻辑;从发达国家的现实看,这是由科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高技术园的建立和发展以教育为中心,各国调整战略把发展教育放在首位等因素所决定的。针对此,文章提出了“以教育为中心”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措施。     

论徐天麟的制度史观——以《两汉会要》为中心

《两汉会要》作为补撰前代会要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南宋史家徐天麟的制度史观,其内容包括重视典章制度的历史观念,注重研究典章制度的史鉴、政治及经世功能,主张从王朝兴衰与典制自身等方面来考察典制的因革演变,强调要从国家治道、名实相符、简约形式等方面来品评典制建置的优劣得失,并认为典制建置情况与一代王朝的政治风气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     

乡村旅游地开发中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济南市南部山区为例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以其自然、轻松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乡村旅游地开发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也存在诸如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旅游环境受到污染、旅游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公地悲剧是人们对公共物品过度使用而产生的不良结果,而反公地悲剧则是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利用被闲置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解决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不能完全依靠群众的自觉行为,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小说界革命”研究导论——以四大小说期刊为中心

从晚清四大小说期刊入手研究小说界革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该文是这一研究构想的论纲.首先探讨"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其次论述小说界革命与四大小说期刊之关系,勾勒出四大小说期刊的概貌.然后描述"小说界革命"与四大小说期刊研究的状况.最后介绍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论悲剧艺术中的“审美价值直觉”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悲剧艺术的伦理传统总的看呈弱化趋势而现代悲剧艺术由于受相对主义多元文化的影响,对善恶伦理的“超越”几乎到了取消善恶判断的地步,如此一来必然导致悲剧艺术的式微为了挽救悲剧这一传统艺术,应确立“审美价值直觉”这一美学概念,以实现美与善在悲剧审美的更高层次上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