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唐绍仪传》评介

唐绍仪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以幼童身份出国留学,被撤回国后经过各种波折进入仕途。在朝鲜16年,成为袁世凯在朝鲜、北洋乃至进入中央后的重要部属。辛亥革命以后,他从代表袁氏与南方军民代表和谈,至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随后与袁世凯分手,反袁、护法,无役不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唐绍仪的政治动向,仍为舆论所重视,以迄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侵华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终被军统特务所刺杀。对于这样一位中国近代重要人物,不论其功过是非,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是,在唐绍仪死后的60多年里,尽管他的名字在相关论著中不断中被提到,…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和教训的认识过程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的失败也是明显的。孙中山愤慨地指出:“民国之政治,比之满清尤为不及,”“把持国事者,均系军阀武人,争权夺利,祸国误民,有国家共和之名,无国家共和之实,”人民“尚未见享有真正共和之幸福”。七十余年来,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各个阶级、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看法,评论不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的孙中山,在失败以后的十几年中,对这场革命的失败原因是怎样认识的?总结出了什么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它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对本阶级实践活动的总结,也反映了促使这个伟大的民     

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兼论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现象

对19世纪末酝酿20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如何论定?这几乎是多余的问题.辛亥革命胜利了,它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结论;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因为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也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笔者以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没有失败.相反,作为运动本身,正以其巨大的惯性,以新的形式,排除一切阻力,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重大问题的再历史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以往关于辛亥革命影响、性质、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与今天比相对窄小的史料基础上,而且解读、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单一,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较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就毫无价值,可以弃之如敝屣;相反,我们要尝试扩大史料的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进而更深入地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辛亥革命实际的与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史料的拓展与利用,以辛亥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与辛亥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及为何种性质的革命这两个重大问题,展示了辛亥革命研究去熟悉化与通贯前后史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着重反思如何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重识辛亥革命这一问题。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后来领导过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沪上,成为著名一时的“上海闻人”。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褒贬各异。褒他的人,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贬他的人,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杨梅都督”、“资产阶级政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其美才符合历史实际,须要探讨。本人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天津教育界的辛亥革命民主活动

天津是辛亥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在教育界涌现出"伸国权,保商利"、"立宪请愿"的热血青年,造就了宣传辛亥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民主革命志士。他们当中以张相文、白雅雨、李大钊等人为代表,表现了中国知识阶层为建立民主共和上下奔走的民主热情,和不怕流血的牺牲精神。挖掘整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丰富北方地区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展现教育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爱祖国发展到革命救国,这是广大华侨爱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广大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为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继续战斗。本文拟就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建立独裁政权,派出爪牙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残酷地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接着又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至此,共和民政,荡然无存,人民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孙中山等再次流亡到日本,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试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民主共和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民主共和政治遭到失败,国家政治走向分裂.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政治建构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谭人凤对辛亥南北议和的态度简

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谭人凤与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不同，他对南北议和有着清醒而独特的认识，他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优待清室，反对将革命成果拱手让给袁世凯，力主武力北伐。议和结束后，谭人凤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南北议和一直持否定态度，继续揭露南北议和，这充分表达出了他对民国命运和共和政体的关心。     

辛亥百年与中国国家政治建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历史性巨变,对其后百年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也是中国宪政曲折发展的历程,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刻,表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转型和对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于国家统一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共两党应继承中山精神,共谋祖国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