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关于春秋典籍中的“人”与“民”

一九七六年二月,《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经过该书作者进行了所谓“根本修改”再次出版。既名“新探”,又是七十年代修订出版的著作,人们会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论语》的研究有什么突破。然而,它不过是对几组普通词语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考证,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就是“人”和“民”。据作者说,他“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作者断言:《论语》中的“人”专指统治阶级即奴隶主,“民”专指被统治阶级即奴     

“伯”、“叔”单称始于何时

《辞源》第一册p197“伯”下列八个义项,其中:父亲的哥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多单呼伯、叔。”《辞源》第一册p452“叔”下列七个义项,其中称呼。1.父之弟,也指与父平辈,而年龄比父小的人。见“叔父”王力《汉语史稿》下册p506:“在上古时代,表示父亲的兄或弟要用‘伯父’或‘叔父’,不能单用‘伯’、‘叔’。到了中古时代,才能用‘伯’、‘叔’来代表父辈。例如:梁周兴嗣千字文:‘诸姑伯叔,犹子比儿。’”《汉语史稿》与《辞源》,引例最早为梁周兴嗣之《千字文》,而《千字文》乃字书,迫于四字一句,缩简称呼也未可知。《颜氏家训》为隋代文献,亦失之过晚。就本人所见,伯父、叔父单呼为叔、伯,于东晋、刘宋时已然。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

“高品”为职无须碑证陈道贵西北大学《法门寺》（三秦出版社“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之一）一书于第１５３页载：“‘高品’一职曾在《佛祖统纪》等书出现过，如宋太祖于开宝四年曾‘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但人们往往将‘高品’误认为人名，地宫出土的二碑证明这...     

“五凤刻石”刻文小考

<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黄昏”意象与沈从文的“边城世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深感失望 ,纷纷将目光投向西方先进观念、寻找“救赎”之路时 ,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则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与感悟 ,自觉地将目光向内转 ,以自己熟悉的湘西社会为背景 ,创造了以《边城》为代表的一批精美的乡土小说 ,构筑起一个鲜活而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将“‘现实’和‘梦’两种成份混合”创造的结晶 ,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浸染 ,没有生命的迷失和异化 ,每一个人物的爱憎悲欢都源于人性的本真形态 ,也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1 这个世界无论在时间还是空…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必须矫正“金刚怒目”式的鲁迅形象

鲁迅曾经感叹于某些人研究问题的片面性,说他们往往喜欢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鲁迅认为,倘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某个作家,是很容易把他的脸孔画歪的。就拿陶渊明来说罢,他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在鲁迅精神中,除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以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这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四皓”: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符号

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四皓”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原因在于他们在易代之际做出的抉择，而士人的这种抉择是最见人性、人情，最见人心、人品的。西汉时代司马迁、扬雄对“四皓”的文化定位，为中古士人对“四皓”的接受和阐释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充满了文化的张力。重视自然者，推重“四皓”的隐逸；重视名教者，赞美“四皓”的事功；调和自然与名教者，则是完全接受了“四皓”的全部意义。“四皓”体现了真隐和大隐的境界，对他们而言，生命的意义不是来自他人的安排，而是个人的追求：如果要自由地呼吸，保持生命的尊严，就必须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行事。道德与诗性合体构成的人的精神是永恒的，是不可摧毁的，“四皓”正是这种精神的载体。     

“仇富”与“媚富”

日前,读到一篇题为《解析民间“仇富”心理》的文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9期,下称《仇》文),觉得论者关于“善待财富、尊重财富和保障财富”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社会上“正弥漫着一种越来越浓烈的‘仇富’情绪”则有失偏颇,未免过于袒护富人了。就笔者之陋闻,民间对于富人的一些非议乃至谴责,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财富,而是针对这些财富的来路不明抑或公然违法。如果富人真的都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凭借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对机遇的审时度势和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发财致富的话,民众是不会无端仇视的,更不会将这“…     

悲剧生命体验与沈从文小说形式——兼论“沈从文文体”〈下〉

四:“理想人性”的沉落与文体型式之二 在沈从文的创作实际中,他的审美理想包容了文化价值判断、伦理道德标准。在审美理想中,沈从文又把人性、生命置于最为重要和裁决一切的地位。他说:“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的看法,和别一部分人虽无是非之分,无高下之分,然而却实在有些不同。……要紧处或许把生命看得庄严一些,思考着向深处走。”①他又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②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实质上是一种人性理想。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大思政课”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大思政课”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一个新兴议题,“大思政课”建设是新时代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重要抓手。学术界对“大思政课”的关注大致经历了“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办’思政课”根本遵循的把握与坚持、“跟现实结合起来‘用’好‘大思政课’”善用之道的思考与探索、“坚持用心‘讲’好‘大思政课’大道理”本质追寻的挖掘与阐发以及“以全党全社会之力‘建’好‘大思政课’体系”的拓展与升华四个阶段。就“大思政课”的研究论域来看,主要包括必要性、核心要义、范畴关系、基本特征、原则方法与实践理路六个方面。虽然“大思政课”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有深化与发展的空间。面向未来,学术界可以从深化核心要义研究、加强实践教学研究、推进体制机制研究与强化技术赋能研究四个维度对该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四个维度分别关乎“大思政课”的基础性、规范性、系统性与前沿性问题。     

“境界”说溯源新得

中国古代诗学的“境界”(又称“境”或“意境”)说,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它仅仅是受佛学思想的影响酿成的,或说“‘境界’一词本为佛家语”,举汉译佛经《俱舍论颂疏》等探其本;或说“境界”一词“最初见于《新序·杂事》‘守封疆,谨境界’,……境界这个词本指一定的疆土范围,是具体的客观存在”,后来翻译佛经的人借用这个词,“把一个原指实体的词用以表明抽象的思想意识和幻想,把现实的土地疆界搬到人的头脑中去。”我本人过去撰写的几篇谈论意境的文章,也都以长辈学者的成说为据,近读西汉刘安等著《淮南子》,发现一条似乎尚未引起长辈学者注意的材料,对这条材料仔细加以品味后,觉得对以往的成说有稍加修正的必要;又因受此材料的启示,对中国古代诗歌境界的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金“上古城”非“上京城”考

《金史》卷一○三《细石烈桓端传》：“贞柏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四年]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知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原文中的“三月”、“四月”与贞相三年下文连书则误,应是四年三月万奴“侵婆速近境”,四月“复掠上古城。”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把“复掠上古城”的古字改为“京”,并云：“惊’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L京’。又卷一二八《给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此为…     

“车裂”试释

车裂,通常亦称“‘’或‘裂’,俗称五马分尸’,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即将人的头和四肢分别挂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见《辞海》1979年修订本）。这一解释值得商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尽得毒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这分明是说枭首后再车裂。可是无头之尸怎能用五马分之？很显然,用五马分尸来解释车裂于理不合。在古代文献中未见有用五马驾车做刑具来割裂人体的记载。《左传·桓公十八年》：“齐人杀子,而高渠弥。”注曰：“车裂曰。”这是关于车裂最早的记载。《说文解字》：“,车裂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