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视角的凯恩斯革命解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理论反思

在反思经济理论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凯恩斯思想再次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从研究范式的视角重新解读凯恩斯革命,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研究范式变革并没有成功.作为凯恩斯研究范式核心的“生产的货币理论”并没有为后人所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凯恩斯试图构建的分析框架大相径庭,凯恩斯革命被其革命的对象不断地修正、调整直至逆转.而“生产的货币理论”对于宏观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反思应该回归凯恩斯的“生产的货币理论”.     

《现代汉语通论》瑕疵浅议

邵敬敏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是一部适应21世纪需求的采用新思想新框架并且切实好用的大学本科教材。本书内容的取舍、体例的安排,编写者都作了精心处理。这本教材对现代汉语的教学或学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个别地方处理得不是十分理想,初学者或者用本书自学的读者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感到困惑。     

凯恩斯经济学的哲学透视——凯恩斯哲学著作《论概率》百周年纪念

凯恩斯是从哲学开始其经济学研究的,在1921年出版哲学著作《论概率》中他拒斥了功利主义并提出了“主观概率”和“不确定性”观点。凯恩斯实现了对基于功利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并依据“不确定性”构建了新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本研究通过整理过往百年关于凯恩斯哲学的研究,从经济学本体论、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认识论、经济社会的辩证法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并将其与凯恩斯经济学核心概念进行透视,搭建一个哲学视角下的凯恩斯经济学体系,以作为对凯恩斯唯一哲学著作的百年纪念。     

不拘一格可成译——《凯恩斯传》译后琐谈

文章通过《凯恩斯传》的翻译实践,结合翻译理论,就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技巧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全面把握原作不宜改,信、达、雅结合,求同存异几大原则,并且应当灵活运用这些原则。     

法学教研新模式：理论、案例、法条三结合——评《劳动法学通论》

近年来，电视、报刊等媒体上经常报道关于农民工工资拖欠、民工劳动保障等方面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同情。作为法学工作者，也很想深入了解一下劳动法学的最新理论和研究动态以及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偶然之际，看到河北     

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的现实性与局限性

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主张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的投资和公共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这一理论至今仍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与实践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我国当前正在采取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措施,有某些方面的借鉴价值。但是,当我们正确评价凯恩斯萧条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时,则不可把它凌驾于马克思之上。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经济,是完全必要的,然而,马克思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上)

姚际恒既具有清初启蒙思想家怀疑权威的学术勇气和理性批判精神,又具有乾嘉学者考据训诂的精细与执著。《诗经通论》质疑了《毛诗序》的“美刺”说和《诗集传》的“淫诗”说。姚际恒的诗学体现了回归原典、契合语境、以意逆志等诠释原则。《诗经通论》是清代疑古派的代表作。     

金炳镐与其创新名著《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

金炳镐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专家,三十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民族理论界、教育界,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其创新名著《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方面正式的、规范的专业教材及学术专著,无论在内容、结构体系上,还是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上,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创新。     

《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哲学通论》一书不仅是中国哲学研究进步的产物,它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哲学通论》进一步推动了哲学教科书改革;它倡导的注重“哲学观”研究和前提批判的思维方式为繁荣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它以特有的哲学理解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步伐。     

略论姚际恒《诗经通论》的诗学理论价值

明清时期,皖人的诗经学著述尤多,在整个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诗学批评与诗学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且有创新性。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这一批著作中属上乘。姚氏虽然使用了传统诗学批评的概念、范畴,但其具体内涵,有自己的界定,以之评品作品时,结合上非常贴切,没有拿作品强就概念范畴的毛病,这种批评范式,值得认真的总结。     

新见迭出异彩纷呈：读《齐文化通论》有感

齐文化是一种古老的地域文化 ,与齐国历史相始终 ,独立存在８００余年 ,如果计算其影响和消融 ,时间就会长得多了。齐国在春秋战国之时称霸诸侯 ,称雄一方 ,长盛不衰 ,文化中心也由曲阜转移到临淄 ,可见齐文化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作用。这也正是齐文化研究在当今能迅速崛起的原因。十几年来 ,齐文化研究已蔚成大观。最近 ,由宣兆琦研究员和李金海研究员共同主编的、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齐文化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 ,使已经五光十色的齐文化研究更为灿烂夺目。与以前出版的几部论著相较 ,《通论》在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全景式探索——金炳镐教授《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读后

金炳镐教授所著的《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对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作出了清晰的全景式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示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轨迹,不仅强调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本源性内容,点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且还结合近2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展开论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应用理论研究进展。此外,该书还对民族关系等内容进行了创新性研究,系统而准确地界定了民族关系论的研究内容。     

当代中国修辞学的一部力作——纪念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出版10周年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南京大学博导王希杰教授的鸿篇巨著《修辞学通论》出版已10周年。这10年间,《通论》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是极大而深远的,对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论》在科学品位的追求和哲理的探索,以及"得体性原则"——修辞学的最高原则的阐释和系统化等方面的特色是很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的。     

"理论之后"的理论——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

在西方理论界,反理论之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伊格尔顿的近作《理论之后》是对这种反理论的一个回应,其目的不是宣判理论的死亡,而是通过对文化理论的深刻反思探询当前文化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并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文化理论寻找出路。他认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进入现实,必须对人类的道德、价值、真理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要对当代资本主义超出伦理限制的盲目发展和过度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理论之后》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应该充分关注中国的现实,尤其要关注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族群人们的文化生活、价值转变、情感需求和文化尊严,为边缘和弱势群体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     

创新的作品基于创新的精神——读《创新学引论》之后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固有品格。江泽民同志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还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2 1世纪是知识经济不断创新的时代。它不仅要求人们解放思想 ,不断创新 ,而且要求人们认识创新 ,领会创新 ,研究创新。因此 ,对创新进行系统的研究 ,也就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当然使命。湖南理工学院的殷石龙教授敏锐地意识到创新这一时代主题 ,以创新的思维 ,著述出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创新学之作——《创新学引论》。该书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2 0 0 2年出版发行。该著作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有关创新的一般理论问…     

论凯恩斯思想转向《通论》的原因

《通论》的研究主题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确立的，“凯恩斯革命”在１９２４年就已经启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长期慢性萧条，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性大萧条和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９３１年５月剑桥“马戏团”对《货币论》的批评促成了凯恩斯思想由马歇尔主义经济学向《通论》的转变，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仰则是推动这一转变的基本动因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与思考——以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在中国的运用为例(2008-2012)

本文从凯恩斯经济政策主张入手,通过归纳金融危机后五年来的我国宏观政策的一些经济数据,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分析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与凯恩斯宏观理论的对应关系,得出凯恩斯经济政策对我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的结论,然而我国更应建立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清代《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

清代传统《选》学不仅在《选》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传统《选》学中已蕴涵着现代《选》学的萌芽———整体观与现代《选》学的某些专题的出现。如汪师韩的《选》学整体研究 ,阮元的《文选序》研究 ,朱彝尊的《文选》成书过程研究 ,清代孙梅的《文选》、《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研究 ,张云王敖《选学胶言》、钱泰吉《曝书杂记》李善注“注例”研究等 ,现代《选》学的诞生实为“旧学新知”与“西学东渐”互相影响的逻辑归宿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