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收入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运用明瑟 (Mincer)收入方程及奥克萨克 (Oaxaca)收入分解方法 ,依据北京市房山区调查数据 ,对教育回报率及我国城镇居民男女收入差异进行了分析。利用收入函数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 :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不大 ,但文化程度对收入的影响较大。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城镇地区的平均教育回报率相对较低 ,但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比男性高。奥克萨克和纽曼克 (Neumark)的收入分解方法表明 ,男女收入差异主要由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所引起。     

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研究

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研究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导致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对基尼系数的亚组分解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之闻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为8.65％,城镇居民职业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各个受教育程度人群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其组内差距的贡献率要远高于东部地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可以有效缩小收入不平等。     

我国城乡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回报率受到广泛关注。利用三省20个村庄近3 500个农村劳动力的大样本调查资料,采用改进的Mincer模型,分析我国城乡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状况以及地区间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流动人口年平均教育回报率约为2%,其中初中、高中及以上的教育回报率约为3.3%,高于小学及以下的教育回报;城乡流动人口接受职业培训的回报率显著高于教育回报率,这暗示职业培训在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同区域之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说明由于迁移成本等原因,当前我国非农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溢出效应还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劳动力迁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劳动力迁移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可以度量我国劳动力迁移对收入水平提高程度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证实劳动力迁移可以大大提高迁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对于缩小地区、城乡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特征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稳定有序的劳动力迁移对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考察了苏南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在个人特征、工作条件及收入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分析了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外来劳动力的待遇及其原因。主要结论有 :发达地区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异 ,除了受教育程度 ,地区差异外 ,性别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就业制度 ,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 ,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 ,为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转轨时期劳动力迁移的区域特征

本文通过计算和分解地区收入及发展水平差异，描述改革以来地区差异的具体特征；并根据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空间特点，揭示地区差异与劳动力迁移之间的对应关系，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以省内为主，跨省迁移中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为主，以及农村到农村迁移具有重要地位的结论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

文章利用"五普"9.5%抽样比例长表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分地区数据,基于二次迭代分配(QAP)算法和修正扩展重力模型,从关系数据视角鉴别中国以往省际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理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同以往研究结论一致,迁出和迁入省份间的预期收入、产业结构、教育程度、人口分布、迁移成本差异,以及是否处于同一经济带,对中国省际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但经济规模、对外开放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     

“机器换人”时代低技能劳动力何去何从?——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与海关进口机器人数据等,考察了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和区位流向。结果表明,机器人减少了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显著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业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45岁及以下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和45岁以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农林牧渔业的概率;城市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本市服务业和跨市流入一线城市服务业的概率;区域转移层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东部流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出现了流入西部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把握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机器人产业政策及人口流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国情,对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研究较多。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迁移也越来越普遍。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非农劳动力迁移的人口特征,同时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方法,研究了非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对迁移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与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课题组的调查资料,研究朝鲜族人口特征对迁移的影响。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对稳定朝鲜族人口有重要的作用;15~34岁人口群体迁移倾向最大;未婚者迁移到韩国的倾向比已婚者小;基础教育加大了人们的迁移倾向;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迁移到韩国的倾向较大;家庭人口数与迁移倾向呈正相关。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健康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一国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为测算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结合国内外健康素养的测评方法,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三个维度出发,创新性地设计了“北京大学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网络调查问卷”,并面向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受访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随机抽样与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果,对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和人群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考察不同维度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居民具备一定的健康素养(71.41%),但具备较高健康素养水平的人群不足三成(25.07%)。分维度看,疾病预防(25%)与医疗保健(21%)维度中具备较高健康素养的人群比例较低。分人群看,健康素养得分较低的人群主要包括男性人群、60岁以下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自家农业生产经营人群与非农自雇雇主、农村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群。研究结论表明,重视预防保健、关注文化程度较低人群的健康教育、关注劳动力...     

中国高校扩招对城乡青年人口迁移的影响

我国高校扩招带动了大批青年进行跨城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大学生群体成为仅次于农民工群体的第二大迁移人群。高校扩招为青年人口迁移提供了机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以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率是引发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在驱动力,而教育的投入成本与教育回报率是教育投资的关键因素。文章基于人口迁移与高校扩招之间存在的概率关系,利用我国省市级城乡教育数据和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建立概率迁移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异与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明显提高了农业户口居民和非农户口居民的教育水平,对非农户口居民的影响更大;高校扩招对农村地区高等学历人才数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市则有明显影响。即高校扩招使得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迁入城市,这就导致城市的高学历劳动力数量不断上升,而农村更加缺乏高素质人才。因此,应加大新农村产业开发,提升大学生回乡就业和创业率;合理布局高等院校,实现教育资源向三四线城市均衡化发展;提高大学生核心竞争力,加快落实地方人才保障计划。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 ,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以及收入差距的来源。结果表明 :(1)收入差距在迁移决策中起着显著作用。 (2 )在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后 ,女性的城乡收入差距要高于男性。 (3)在男性的收入差距中 ,迁移者和非迁移者在素质上的差异占主导地位 ;而女性的收入差距主要决定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别。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影响东北三省劳动力外流的动因分析

本文利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东北三省外流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东北三省外流劳动力具有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按照受教育水平高低将外流人口分为两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能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前者在就业稳定性和收入方面均高于后者,外流劳动力群体内部已发生因教育引起的就业和收入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属于"发展型"流动,社会地位和经济因素是其外流的主要原因;普通劳动力属于"生存型"流动,经济收入是其外流的首要因素。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