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基于广东五市的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留守妇女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数偶值模型的筛选发现夫妻分居的空间距离、丈夫打工后收入增减情况、住房质量、子女教育负担、老人健康负担以及夫妻交流互动情况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创造条件就近建立企业让夫妻双方打工,这或许是解决由于分居而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的较好途径。     

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①——性生活质量的调节作用

构建性生活质量调节下的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安徽巢湖问卷调查数据,本文以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为参照,描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生计策略、性生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现状,并采用有序回归方法对生计策略和性生活质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再生产策略对非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工资性工作和家庭再生产策略对准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策略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家庭经营和工资性工作策略则对留守妇女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消极影响。此外,性生活质量不仅本身对非留守妇女和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生计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对提高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福利有重要启示。     

河南农村留守妇女状况调查研究

本文利用我们在河南农村的调查数据对留守妇女的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改变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由于丈夫的外出,留守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还要想办法对付各种困难。     

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

留守妇女问题可以放在制度与政策的背景下审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户籍制、不发达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是留守妇女问题产生的基本制度背景。男性的外出虽然将妇女推向了关系网络处理与建构的前台。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农村社区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好、弱关系网络建构的制度性支持不足等使留守妇女难以将这一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导向是否有助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让流动农民回到乡村．二是如何使留守妇女迁往城市。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三期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CMP）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改善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具体地,与未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相比,采纳数字技术的留守妇女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分别高62.36%和21.88%,而生活孤独感低73.00%。进一步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在线学习、社交、娱乐和消费是改善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途径,其中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较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因个体和家庭差异表现出明显不同,因照料家庭而留守的妇女群体享受到的数字健康红利显著大于因务农而留守的妇女群体,学历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群体享受到了更多的健康红利,可见数字技术的健康红利尚未被全体留守妇女公平共享。     

中国妇女婚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 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分析影响妇女婚姻状态的社会经济因素 ,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 ,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 ,检验各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状态影响的显著性。结果表明 ,居住地、民族、教育程度、收入和地区各因素都有对婚姻状态独立而显著的影响。其中地区的影响最大 ,而其他因素没有系统性模式。对于收入、民族和地区的影响 ,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确立它们与婚姻状态的关系     

“留守”对西部农村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本文根据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比较西部农村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结果发现,留守妇女自身能力意识和事业价值观要强于非留守妇女,而非留守妇女在忠贞观、生育观方面要比留守妇女更加传统保守。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对农村妇女自身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留守对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仍然有独立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留守促进了农村妇女事业能力观、婚育贞节观以及总体社会性别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增强了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留守妇女承受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抚养赡养压力都要大于非留守妇女;留守妇女的年龄、家庭特征、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夫妻异质性、与外出丈夫的沟通状况、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家庭压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议。     

河南淮滨县计生“三举措”留守妇女家门口快乐就业

河南省准滨县就如何实现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以解决留守妇女人数多、年龄大、技能低、要顾家的难题。     

婚姻关系、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 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四川农村的报告

本文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留守确实影响了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留守妇女比非留守妇女更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倾向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及同龄女性和比以前更差了,更容易出现一些生理和心理不健康的症状;留守妇女的家庭压力、社会支持网络、当地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对其身心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最后提出建立夫妻间良好的沟通机制、构建社会支持网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三点建议。     

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已婚者比离婚、丧偶和未婚者的抑郁水平更低;从未结婚者抑郁程度最高,离婚者抑郁程度次之,再次是丧偶者的抑郁程度;并且婚姻对男性精神健康保护效应大于女性.分居会降低个体精神健康水平,这种作用对农村男性更加显著,说明婚姻对精神健康的保护效应受到婚姻质量的影响.婚姻匹配方式会显著影响女性精神健康:女性与受教育程度相当或者低于自己的男性结婚,其抑郁水平会增加,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高质量的婚姻对个体精神健康具有保护效应,家庭和婚姻能有效改善个体精神健康.     

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西省修水县的调查

文章以中国中部劳务输出大县(江西省修水县)为个案,从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3个维度就当前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状况进行测量,并从个体家庭因素、社会资本、传统家庭文化和城市融入4个方面就影响该群体遭受婚姻暴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增加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风险;学历越高,遭受重度身体暴力的可能性越大;健康的身体状况有助于抑制婚姻暴力的发生;资金借贷和重大决定支持网规模、亲属支持密度是影响婚姻暴力的社会资本变量;流动妇女对传统家庭文化认知越高、迁移愿望越强,其遭受婚暴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必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法制化、多元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保护机制,充分激活多元主体在预防和控制婚姻暴力中的职能。     

广西富川县农村留守妇女沐浴“计生阳光”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口计生局积极组织计生专干深入农村开展“ 关注农村育龄妇女,关爱农村留守女孩”活动。指导帮助留守女孩家庭改良品种、优化种养结构,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插秧等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积极宣传兑现落实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使农村留守女孩和妇女沐浴“ 计生阳光”。     

甘肃省城市妇女婚姻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

甘肃省绝大多数妇女的婚姻将呈现出一个逐步趋于稳定的发展趋势 ,城市妇女的婚姻质量将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由于种种原因 ,婚姻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 ,离婚率将继续上升。社会和有关决策者都应重视和关心这一问题 ,以期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清除这些不利因素 ,使其呈现出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     

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本文应用湖北松滋的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子女的性别与婚姻形式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子女的性别和婚姻形式对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和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 ,但对提供农活帮助的可能性没有影响。据此 ,本文发现在松滋这样一个历史上嫁娶和招赘婚姻都被广为接受和实行的地区 ,女儿和儿子、嫁娶婚姻夫妻和招赘婚姻夫妻的养老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对解决农村社会与老年保障和男孩偏好相关问题的积极意义。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