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结构特点及变动趋势分析——以北京为例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宏观人口统计数据和2004~2013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以北京为例,对比分析了本地人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结构特点和发展变化趋势。相对于本地人口,迁移人口普遍具有中心城区户籍以及较高的教育文化程度和职业序列层级,流动人口的结构相对复杂,但在婚配过程中出现明显分化。"两地婚姻"在形成稳定的北京新移民群体的同时,也蕴含着规模可观的潜在随迁人口,这对总体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产生若干问题和矛盾,相关部门应做好政策应对,促进大城市人口多元化进程的良性发展。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1912-1948年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及原因研究

本文利用民国北京人口统计档案资料对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做出动态分析。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分布不均衡、密度大及人口性别比高。北京内外城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远大于四郊,各区人口密度相差悬殊,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增长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特点及差异性变化。北京内城外围各区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均大于中心区域;外城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大于边缘区域,但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增长却慢于边缘区域;东郊区、南郊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大于西郊区及北郊区。总体上北京各区人口密度增长表现为内城快于外城,外城快于四郊。北京城郊区人口分布格局并非静止不变,内城人口密度呈现出由低于到最终高于外城的变动,外城人口数量也呈现出由少于到最终多于四郊的变动。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北京城市居住格局的改变、公共机构的建立、城市商业消费中心的北移及外来人口的聚集等。民国北京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因此人口性别比一直较高。北京男女人口城郊区分布不平衡,外城人口性别比最高,内城次之,四郊最低。民国北京人口性别比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以未婚男性青壮年居多,大量过剩未婚男性人口成为婚姻市场中的被挤压对象,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     

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

婚姻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选择和匹配过程。文章基于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对夫妇双方在年龄、城乡户籍、地区户籍、学历、婚次、民族和职业等方面的匹配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印证了婚配过程中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的存在。从时序上看,夫妇双方的年龄日益趋近,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跨地域通婚的增加,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的婚配走向,使婚配更具开放性;但夫妇学历的日趋般配和跨城乡通婚的减少,也显现出婚姻匹配走向封闭的特征。基于社会交换心理所形成的男女双方不同特征属性之间的优劣互补,使婚姻梯度所造成的夫妇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而形成同类婚配、且丈夫的综合条件略高于妻子的总体婚配特征。在大城市中,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往往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婚配压力。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意愿与行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①--基于东部“人口倒挂”藕村的个案分析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是考量外来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指标。基于浙江省L区“人口倒挂”藕村的调查,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总体正面偏上,但接纳意愿较低,不愿与外来人口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2）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总体负面偏下,但接纳意愿较高,希望与本地居民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3）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行为,总体具有偶尔性、封闭性、浅层性的特点,互动情况不容乐观,但彼此基本相安无事;（4）无论是互动意愿还是互动行为,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总体具有更多积极表现,但是也具有更强的互动张力,即年轻一代之间更易于发生矛盾冲突。研究认为,当前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纠结型互动”,相比“摩擦性互动”,这是一种处于变迁之中的新型且积极的关系形态。     

关于促进外来人与本地人融合问题的调查

浙江一些农村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吸收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 ,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在一个村内 ,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长期相处 ,却不相往来 ,互不了解 ,形成两个不同的生活世界 ,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如何使这两个世界互相融合 ?本文通过对义乌市廿三里镇后乐村的调查认为 ,促进外来人与本地人的融合 ,要积极吸收外地人参与当地事务的管理 ;对外来人员中符合一定条件的给予当地城镇户口。     

中国人口“城”“镇”化解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观测

"城镇化"语境应是中国版的Urbanization,是本土化的"城市化"概念。但不宜将"城"与"镇"混为一谈。本文试图依据人口普查设置的"市人口"和"镇人口"指标划分,解析中国"市""镇"人口规模变化及其消长关系;比较"市""镇"人口聚居密度及集聚能效;观测"市"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及其年龄构成差异。据以阐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来自"市""镇"两个层面的人口学效应。     

论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增长、特征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以上海市为例

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了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迅速增长即城乡通婚潮。两地户口婚姻以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为主要结合形式，城市男性的年龄分布相当离散，文化程度上表现为城市较低阶层与流入人口的中高层的般配结合；两地户口婚姻在城市的常住地主要是城郊结合部，呈现“脊环”分布；外地一方的来源地分布表现出静态的距离摩擦和动态的距离吸引。通婚潮是８０年代民工潮的逻辑延伸，标志着城市对农村由经济性开放走向社会性开放；两地户口婚姻的构成特征体现了城乡通婚的边缘性和城市户口的实用价值；这类婚姻正在制造新的婚姻困难人群，并且对城市人口的总量控制构成了新挑战。     

城市人口规模调控需要制度创新

本年年初,一个<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提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提案一出,从媒体到学界,从"本地居民"到"外来人口",人们纷纷发表看法.这其中不仅意见相左,而且针锋相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北京市该不该限制流入人口(也常被称为"外来人口")的旧话重提.     

近代北京城市人口研究

人口变化是北京近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 ,指出北京近代人口变化的几个显著特征。第一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第二 ,人口自然结构变化明显 ,外来人口比重大于本市人口 ,性别比高 ,青壮年人口占城市总人口一半以上 ,等 ;第三 ,人口社会经济结构呈多方向变化 ,家庭人口趋于缩小 ,从旗人为主到汉人为主的变化 ,教育程度两极分化 ,职业结构的近代色彩 ,等 ;第四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后 ,本文指出 ,这些人口变化和人口问题体现了北京城市转型期的特点 ,而这些人口问题的解决程度 ,也将成为衡量北京近代化水平的尺度。     

着眼应用 立足服务 共享部门流动人口信息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口计生委着眼应用，综合共享采集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区疾控中心等部门流动人口信息，引导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统筹分析流入人口分布状况共享邗江公安分局、民政局人口信息，从地理、流量、流向、结构等方面确定外来人口分布。地理分布状况（数据来源：警务大平台）。一是省分布。     

含迁移要素的区域人口随机预测方法及其应用--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基于宁波市“六普”与“五普”数据,首先利用年龄别死亡率对同批次队列人口进行年龄移算,即人口留存分析,对比2010年的实际人口数和无迁移模式下的封闭人口数之差,进一步测算两次普查期间分性别、年龄别人口的净迁移量和净迁移率。然后,将迁移率与出生率和死亡率整合,构建多要素随机人口预测模型,预测宁波市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并评估迁移、死亡、出生三要素对人口变动的弹性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人口净迁入对宁波市人口总量变化影响最大,而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是未来50年加剧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未来50年内,劳动力人口净迁入对降低宁波市人口老年负担系数的作用有限。鼓励夫妇生育二孩,优化人才引进与落户机制,尽快建立起应对高龄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长期照护体系,应是宁波市人口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     

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发展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确是需要进行理论讨论、百家争鸣,形成社会共识的一个新理念。文章从中国人口大流动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关系切入,提出如何实现几亿农民工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如何迎接未来几亿农村人口快速进入城镇就业、生活,并保持人口与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政府面临的艰巨考验。文章分析北京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屡屡受挫的困惑,论述了转变城市人口发展理念的意义。主张城市政府应从被动的人口规模控制转向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发展目标,转向积极的社会制度创新,正视新移民存在的客观事实,突破城市建设、管理以本地户籍人口为规划依据的思维定式,实施一元化人口管理,进而从客观上实现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可操作性、实效性,实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均衡发展。     

近二十年来两岸通婚模式的演进及趋势探析

两岸通婚将加快两岸交流和融合,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两岸通婚不断增加,通婚模式逐步由单一的"盲目崇尚型"向多元的"互动选择型"转变,最终将过渡到理性的"爱情主导型"模式;而当前两岸通婚在政策、观念和配偶及子女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约着两岸通婚模式的演进,必须采取打击非法假婚姻、建立两岸移民磋商机制、推动台湾方面在居留、工作权、婚姻方面给予大陆配偶平等权利等措施,努力构建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通婚模式.     

彝族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彝族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生育状况以及职业行业情况,进行分性别、分民族的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彝族人口规模呈现阶段性增长,总抚养比比较高,人口负担重;受教育程度低,且呈现性别和民族上的差异;从婚姻家庭状况来看,彝族女性更倾向于与汉族通婚,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很严重;从职业上看,彝族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远远落后汉族地区;在未工作人口中,女性料理家务的比例依然较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