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福建省1963位女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的职业流动明显频繁于老一代;同时,在新生代的职业流动归因于其人力资本和职业类型偏好,而老一代的职业流动则受制于其家庭结构特征的代际差异之外,经济追求和宏观结构因素仍作为共性因素影响了两代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     

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15年和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的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呈现规模扩大化、结构核心化和转化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不断扩大,4人户及以上所占比重有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核心化,即夫妻和子女或未婚子女和父母一起流动成为当前主要的流动模式;三代主干家庭在流入地得以维系,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分裂而又聚合的多元化态势.同时,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层面的代际差异和职业类型、家庭层面的收支状况以及社会层面的户籍制度和居留时间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伴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进程,流动人口家庭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更为急迫.     

吉林省流动人口就业和居住情况研究

了解吉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和居住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参考。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3年吉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抽样调查中的相关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就业及居住情况进行研究。吉林省流动人口主要从事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就业稳定性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本次流入原因等因素影响。主要居住方式为租住私房,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动范围、流入时间和职业等。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地理梯次流动、职业梯次流动和家庭梯次流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地理梯次流动受到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和父辈的"探路者"效应的影响,职业梯次流动受到流动经历、职业稳定性以及与流入地居民来往状况的影响,家庭梯次流动受到家庭成员特征、耕地面积、流动经历、流入地亲人数量的影响。     

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初育间隔与人口控制——来自厦门流动人口家庭问卷调查的启示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控制对于人口规模与结构的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育时间的选择作为影响流动人口生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在对各孩次生育间隔的控制上。本文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主要对厦门市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初育间隔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控制问题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中的性别差异——以厦门市流动妇女为例

文章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和在厦滞留时间相关,与年龄、婚姻状况、在外打工年数无关.通过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除性别外)进行性别差异分析,笔者得出提高受教育水平是切实有效地解决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性别差异的关键.     

城市居民初职离职风险差异研究--时代差异抑或体制差别

本文关注于个体初职离职风险率的时代差异问题。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初职离职风险的时代差异反映了中国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的变迁。本文利用2009年“职业经历与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并运用 Log-Logistic 事件史分析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初职离职风险的时代差异。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体离开初职的风险率存在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个体离开初职的风险率也在增加。体制内工作的个体离开初职的风险率要低于体制外工作的个体,并且在体制内的工作中,初职职业地位的高低对离开初职的风险率没有影响;相反,在体制外的工作中,初职职业地位越高,离开初职的风险率越低。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非常复杂,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用2005年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发现经济收入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城市吸引力、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有较明显的影响.最显著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制度、职业类型、经济收入、城市社会融合几个因素之间.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项Logistic方法深入探讨了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及其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化流动模式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在流入地实现完整家庭流动的流动女性来说,她们在就业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就业率低和就业不稳定的特征;与此不同的是,家庭化流动虽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其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促进和提升作用.另外,个体因素、 地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等也会显著影响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就业状态.最后,本文还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江苏省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能有效真实地反映流动人口的失业状况,致使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未充分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从江苏省流动人口失业现状看,虽然政府已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干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直未能有效解决,致使流动人口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影响江苏省流动人口失业的因素主要有人力资本、性别与年龄、职业、户籍身份与居留时间等,为此需采取相应措施切实改善流动人口的失业状况。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择偶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抽样调查”的数据,描述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主要特征,对流入厦门的流动人口的择偶意愿、目的、时间、标准以及途径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流动人口择偶模式的对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对择偶模式的选择和实践上越来越重视自身的需要和体验;在各种假想的影响因素中,教育、性别和年龄的作用最大,流出的时间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却相对比较微弱。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社会融合中的性别差异:流动人口工作搜寻时间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扩展传统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静态研究视角,使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上半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男女农村流动人口工作搜寻时间的角度进一步比较农村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劳动力市场过程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文章采用持续时间模型,通过研究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找工作所花费时间的影响因素,发现虽然在给定时间内,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男性要短,但女性找到高收入工作的概率要低于男性,而接受低收入工作的概率要大于男性,从而导致性别区隔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空间分隔,家庭成员居住生活在不同地域,其家庭结构不同于通常家庭的结构。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划分、迁移人员及其序次的分析,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界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带眷系数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因素、流动居住因素、在居住地的收入消费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带眷系数的影响,总结得出促进和阻碍流动人口合理流动的一些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