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基于2013年CMDS数据的多层次路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居住隔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但忽略了不同居住空间类型造成的层级性影响,其背后的路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发掘。本研究利用2013年CMDS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包含社区、住房及邻居类型等多种邻里因素的分层模型,展开具体的居住空间层级效应检验及其内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社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融合程度既受邻里建成环境、住房等客观物理因素的影响,也与社区活动参与、邻居类型等社会资本条件密不可分,社区环境通过社区活动参与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可以通过增加社区内住房的异质性、改善邻里环境以及鼓励社区活动参与等有效措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我国特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2010²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我国五个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结果表明:特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以租住私房为主,住房基础设施较差且住房支出压力较大,另外还表现出经济能力较差的农业户口、新生代、随迁人数少、流入村委会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租住私房等分层特征。五个特大城市中,深圳租住私房比例最高,北京基础设施水平最差,北京和深圳住房支出压力最大,上海和天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可能最高。     

城市公共资源对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

儿童随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和家庭发展的核心环节,易受到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的影响.因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公共资源和服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可及性仍存在或高或低的壁垒,因此,探究流入地城市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状况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决策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实现过程及政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个人数据的基础上匹配同年全国各地市医疗和教育资源数据,并构建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流入地城市的公共资源数量与可及性对儿童随迁决策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随迁决策倚重于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源;而户籍制度壁垒会显著降低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的拉动作用.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学说

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是否参与养老保险是流动人口根据外部环境和制度因素以及自己的经济、家庭因素等对自己未来养老预期达到满意程度的行为选择。基于2009年流入地数据,将流动人口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工作状况、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政策及融入感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工作状况是影响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效应研究--基于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的双维度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对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应该给予更大关注,既有在探讨流动人口健康形成的研究中对社区层面的潜在影响关注不足。利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卷),构建了社区住房质量与邻里构成对健康影响的比较框架,一方面对既有研究冲突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深入揭示社区健康效应的重要因素。结果显示,社区住房质量和邻里构成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住房质量(社区住房档次越高)和邻里构成(本地人比重越高)与流动人口健康成正比;利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稳健;从多个维度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分析显示,相比于邻里构成,社区住房质量对流动人口健康被高估;邻里构成中本地人口比重产生更强的邻里效应,进而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作用更强;住房质量的提升对受过高等教育和已婚流动人口的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而邻里构成促进了女性、高等教育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研究结果支持社区经济特征对健康的影响被高估的结论,为此在从社区层面对流动人口健康进行探讨时需要关注人口构成(如:邻里构成)可能带来的隐形观念传递作用。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由于空间分隔,家庭成员居住生活在不同地域,其家庭结构不同于通常家庭的结构。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划分、迁移人员及其序次的分析,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界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带眷系数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分析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人口学因素、流动居住因素、在居住地的收入消费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带眷系数的影响,总结得出促进和阻碍流动人口合理流动的一些主要因素。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

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返于城乡之间,形成流动人口。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比起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因此,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因之受到影响。为帮助流动人口群体向上社会流动,从而使社会不断地、稳定有序地实现进步和发展,政府应在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上承担起责任。     

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互动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调查数据,文章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和本地居民的社会接纳度的结构及现状进行了探讨。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特征、经济因素及社会作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本地居民社会接纳度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本地居民的主观接纳意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影响最为显著;社会地位较高的本地居民形成了对流动人口主观上排斥、客观上依赖的矛盾现象,社会地位较低的本地居民则相反;流动人口的自身素质、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参与对其社会融入至关重要;另外,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存在着流动人口既想融入大城市,又融入困难的尴尬现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也是漫长的、艰巨的,需要政府、本地居民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的不断努力。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二代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向更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人口流动出现新趋势的背景下,二代流动人口这一新生群体的规模和重要性将日益扩大,但目前学界对该群体的学术关怀还很欠缺。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地考察二代流动人口的基本样貌,系统描述该人群的多维特征。结果发现,作为流动时代中日益分化的流动世代,二代流动人口有着独特的代际特征,具有性别比偏高、多因社会原因而流动、家庭规模较大、居住安排随迁性明显、居住方式"离工厂化"和"归家庭化"、住房自有率高、就业领域逐渐扩大和职业结构不断改善、城市居留意愿强等有别于流动人口整体和新生代流动人口的鲜明特征。同时,二代流动人口亦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仍延续着以农业户籍为主、由中部向东部跨省流动、就业渠道单一、就业层次不高、社会保障"双重缺失"、本地购房意愿偏低等特点,依然印刻着流动人口的"烙印"。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