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思想研究

当前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立法背景来看,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确立科学的立法思想是制定具体和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则的前提与基本保障。该立法思想应以现行国家制定法为渊源,在其框架内寻求立法空间;充分尊重伊斯兰教法的精神;对回族习惯法的认可应成为立法的主要方式;将和谐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民族政策

本文在阐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问题严重性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所施行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主张回汉各民族平等;允许回族有自治的权利;帮助回族发展经济、文化,尊重回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上的自由;团结回族的抗日统战政策;建立回族的武装和军队等。同时,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民族政策的历史作用。     

习俗与制度创新

习俗与制度创新费维照任何制度最终都是关于人的制度，法律制度更不例外。“法律不是一种纯粹的‘权力作用”’①，它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服从与接受。本文试图从习俗和正式制度的关系层面揭示出：制度创新不仅是个立法过程，还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建设过程；制度创新不仅要从...     

农村回族养老支持网络分析——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未富先老是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我国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民族地区养老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分析宁夏农村回族地区养老有政府、社区、家庭和自我以及亲戚多维社会支持网络。但是在观察与分析中笔者发现,多维支持网络缺乏整合,受经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和农村回族地区养老意识薄弱、养老力度欠缺、养老质量不高、精神养老缺失。大力发展经济,培育养老文化,建设适合回族地区的养老模式是农村回族地区养老的重中之重。     

从少数民族饮酒习俗的变化看社会变迁

存在于少数民族社会中的饮酒习俗与当地独特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饮酒习俗对当地社会的这种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发挥着某些不可或缺的功能。近年来少数民族饮酒的社会功能逐渐发生着变化,这种转变从微观上反映了少数民族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因此,透过少数民族地区饮酒习俗的社会功能变化,能从一方面折射出这些地方的社会变迁。     

从习俗角度审视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道德教育

和谐首先是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而且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习俗作为社会“隐性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俗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约定俗成的模式化的生活方式,以其所独具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要素。习俗与道德具有密切关系,道德教育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起到引导人们有意识地选择优良习俗而摒弃、批判陋俗的作用。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青海回族青年民族认同发展的调查研究

回族青年的民族认同随着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民族认同中的情感因子因为文化环境的多元性而进一步强烈,性别、来源地对民族认同的情感因子存在影响,所学学科性质不影响回族青年民族认同的发展。与汉族相比,回族青年民族认同的疆界非常清晰,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认同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回族青年的民族认同与其文化习性、跨文化适应力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宗教情感、风俗习惯、民族语言和跨文化意识四因素可解释回族青年民族认同变异的40.3%,并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方程。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制度外抗争与制度内法律维权有着显著不同的结果和制度逻辑。现有文献中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可以通过制度外或者制度边缘的集体行动获得政府及时的反应,但却有着多重困境：机会困境、风险困境、组织困境、制度困境。制度内法律维权可以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困境,但也有着该模式下独特的结果困境：费时费力而又缺乏即时直接的回报困扰或者阻碍制度内法律维权者去为了获得长期的有益于整个群体的普遍性制度化后果采取行动。但本研究中的业主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困境。他们的制度内维权行动让法律在实践中最大可能地运转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维权的困境。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制度内维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促进一些群体走向法庭,而非走上街头。     

“习俗正义观”的考量

《理想国》中以克法洛斯为代表的雅典人所持有的习俗性正义观在当时非常流行。其最先出现在关于"什么是正义"的论辩当中。克法洛斯所代表的习俗性正义,有着明显的问题。正义并非仅仅是面临死亡时获得心灵宁静的手段。在正义这个宏大叙事论辩中,克法洛斯最先出现,然而很快就离场,在情节安排、对话的展现和人物的勾勒各个方面都有着特殊意义。     

辽金时期渤海族习俗研究

辽金时期,渤海人长期受异民族统治,与汉、契丹、女真诸族人杂居相处,社会风俗发生显著变异,形成了本族习俗与他族习俗杂揉共存的特征,一方面衣食住等物质习俗的变异十分活跃;另一方面恋爱婚嫁等习俗,却长期按照本族传统习俗发展变化,表现了独特的民俗风情.辽朝和金前期渤海人的经济、社会、信仰、游艺等习俗还保留某些本民族的传统特征,到了金朝后期其习俗多已汉化,本族习俗所剩无几.     

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般都要了解对方的习俗,否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而影响交往的顺利进行。中国古书《礼记·礼曲》中就有“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的说法,可见了解对方习俗之重要。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拟按阶段叙述中国的日本民俗研究概况,并探索其特点和’规律。     

近代青海回族碑记与回族社会

青海回族是中国回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海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近代是青海回族发展的重要阶段,有关的回族碑记,对探索近代青海回族历史与社会状况、伊斯兰教在近代青海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19世纪印度遗孀法律地位的变革

本文主要围绕印度遗孀的殉葬和再婚问题展开论述，分析了萨蒂的起因以及废除这种习俗的过程，讨论了《印度教遗孀再婚法》的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阐明了在印度遗孀法律地位的变革过程中各派别的不同主张。本文认为，殖民时期法律的建构确实为印度社会的变革打开了门扉，但是它与印度人民的生活存在着不小的疏离感。对于印度人民来说，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仍然是有待努力的。     

政治是法律的基础

作为人类社会并存的两种社会现象,法律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大体同期,性质彼此一致,内容相互交叉,变化彼此互动。在有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以来,法和政治就与国家紧紧相随。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法律和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上层建筑的视野中,法律和政治都以国     

什么是法律社会学

1.法律社会学不是法学和社会学的相加,而是有它的特定的含义和内容的。一般说来,法律社会学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社会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在制定、颁布、实施和守法的过程中所涉及和包含的各种社会问题;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把法律当作社会学的一个范畴,强调法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习俗、宗教、道德等)同法的相互影响;二是认为法或法学不应象十九世纪那样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应强调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     

人、鬼、神的沟通──中日正月习俗异同析

人、鬼、神的沟通──中日正月习俗异同析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马兴国本文所探讨的中日两国年节习俗，是以中国的农历新年即春节，与日本的阳历新年为比较对象。百节年为首。新年是中日两国最为盛大的综合性民间节日。它不仅有着辞旧迎新、祈愿吉祥的意义，而且尚有去灾驱邪...     

把法律作为修辞——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

鉴于我国司法过程中政治修辞、道德修辞的过度使用,部分学者主张在法治社会中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法治时代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把法律作为修辞要求法律人在进行法律思维的时候,把法律概念当成思维的关键词,应该把法律规范当成思维的根据,运用法律逻辑和修辞的方法证成、表述法律命题.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问题意识除了要抑制过度的政治、道德修辞外,还针对法律人思维过程中的法律沉默,要彰显思维过程中的法律话语的权威;要在法律思维中把逻辑与修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使司法更讲法说理.在法律思维中树立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观念,对法律文化的重建,特别是对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述法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法律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自19纪中叶至今,法律人类学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达成了将法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脉络中来研究法律这一共识。后续研究者还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注意到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对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