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以《习近平用典》为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明沃土之上,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习近平用典》一书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词句点缀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论述中,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钟情与重视,体现了其深邃的思想智慧和高度的文化自信。从治国理政、社会治理、仁政为民三个维度阐释习近平用典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动力,对于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并探掘出更多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与实践进路提供了合理借鉴。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以当代浙北乡村为例

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支持浙江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未来的乡村振兴与治理工作不仅要继续推进和巩固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层面的均衡和富裕水平，也要更多关注和提升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和治理水平。从“经济”转向“文化”并聚焦“道德”视角，成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点方向。浙北(海宁)农村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儒家文化遗产、地方人文精神等，推动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亲情孝道、崇德尚贤等与儒家伦理紧密相关的传统礼俗文化的吸收转化、宣传教育和推广应用工作，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从政策层面看，儒家伦理既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现代道德建设与治理框架中寻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与内涵转化，也要积极融入地方社会的礼俗传统和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而“新乡贤”在基层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发挥的道德示范与社会整合作用对此颇为重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与实践路径。厘清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心意蕴、维度和限度是做好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点与难点,是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治国理政的文化资源、人民中心的“两创”导向作切入点,应成为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维度。社会物质条件、历史差异性和价值有限性,构成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限制因素。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立足于维度和限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儒家和谐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和谐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和谐观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借鉴儒家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有助于正确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环境危机。儒家和谐现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政府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宝贵思想来大力推进我国的和谐外交,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彝族“天人合一”生命智慧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表达。彝族“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观,建立在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之上,既有宇宙本原论意蕴,又包含着进化论、辩证法的思想,是有彝族文化特色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通过对彝族“天人合一”生命智慧内涵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彝族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同时也可为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参考,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乡村振兴进程中“直过”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提要]乡村振兴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对于“直过”民族乡村振兴的推进,在遵循乡村振兴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其中的长老组织、寨老组织、头人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力量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治理资源与有益的发展资源。目前,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主要作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一种协同治理主体而发挥作用,并在协同治理的功能与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造性转化;今后,还须紧扣“直过”民族乡村振兴的目标进一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不仅要优化传统社会组织作为乡村协同治理资源的存量,也要不断提升作为乡村发展资源的增量,从而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     

乡村振兴中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耦合治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倡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所展开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模式,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路径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不谋而合。而非遗“双创”推动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进程,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促进非遗“双创”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交互耦合的关系。因此,通过分析双方的耦合作用机理,揭示要素、结构及功能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耦合所存在的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对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的耦合路径探索,有利于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将人视作“天地之心”,重视生命的价值,希望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其技术思想也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推动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天人观”“生命观”、传统技术思想及“圣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保留中国传统人文主义色彩的基础上对人文思想进行更新与强化,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具有传统人文主义特色的“中国方案”。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育资源和理论依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根基,必须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价值观,必须借鉴传统社会培育价值观的基本经验。     

儒家“和合”思想精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儒家传统的“和合”文化体系中,“仁”、“礼”及“中庸”是其思想精髓,其中,“仁”是思想基础,“礼”是手段,“中庸”则是哲学方法论,三者统一于追求“和”的境界。返本方可开新,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和合”思想的合理内核,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引出活水,做到古为今用,充分发掘其理念蕴含的当代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研究述评 ——基于CNKI（2012—2023）

近十年来，学者们基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不同的学派的视角对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展开研究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对不同学派研究不均衡、对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负面因素的批判性研究匮乏、未摆脱西方“现代性”框架的窠臼等问题。对此，可从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第一，研究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要以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价值导向；第二，研究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要求；第三，研究先秦诸家国家治理思想要对相关薄弱环节加大支持力度。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从谚语透视传统礼仪文化及其社会功用

面对当前“礼”的不断缺失、母语资源的日益萎缩,国人有必要重温传统礼仪文化。汉语谚语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语 言形式,保留着汉民族特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蕴涵着以礼待人、尊人卑己、敬老爱幼等传统礼仪文化精髓,透射出中华民 族追求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等社会功用。通过保护、开发汉语谚语的文化价值,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精神文化的和谐发展,营 造“礼仪之邦”的新风貌,提高国家语言文化的软实力。     

“礼”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保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是一个思想内涵深刻的概念。在儒家的视界中,礼限定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性质;礼为人之本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修养途径;通过礼,人们寻得内心的“仁”;礼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家庭和社会关系;它在价值层面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值得今人借鉴。     

资源与资本：老河口木板年画文化再生产研究

老河口木板年画是传统文化物态化呈现的一种特色的绘画体裁,也是荆楚地域唯一的年画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过境迁,虽鼎盛不再,但老河口木板年画蕴含着传承地域文化记忆、展现传统文化图景、增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价值。目前,老河口木板年画在官方的推动下不断进行文化“符号化”、文化“商品化”、文化“仪式化”等社会建构,年画非遗资源不断转化为地方文化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热的时代语境中,权力向资本的转移助推了老河口木板年画的文化再生产转向,及其区域意象空间从国家向地方的转换,解剖隐藏其中外推和内生的文化再生产动力机制,能为老河口木板年画的自我表达提供多种可能性,以期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文章剖析了德治政治文化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结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论“礼”的社会建构

“礼”是构成传统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前提与纽带,具有规范性、差异性、公平性以及有序性等特征,成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须臾不可分离之物。它把人教化成社会的人并结成家庭宗族、群体组织乃至民族国家,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差序格局式的社会规范及制度体系,推动着社会治理与社会变迁。借鉴“礼”的思想,就是要树立差异性公平的社会建设理念,切实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实现身心、人我、天人之间的和谐,采取多元整合的社会建设策略以及循序渐进的社会建设路径,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与蓝图设计、规范体系与整合手段的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实践,为形成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坚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