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

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国人食鱼翅之俗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最迟在明代中期,鱼翅已为国人食用。明代后期,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开始萌发,至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大规模展开。其时,上流社会群体对鱼翅之味肥美长腰力补肾等品性极为推崇。随着追求的增多,鱼翅的消费市场明显扩大。上自皇室,下至中产之家,无论国人、洋人,不管婚丧嫁娶、祭祖庆典,筵席所用,必有鱼翅。鱼翅消费区域亦由沿海渐至内地,由较大城市向城镇扩展。如此,清代中国市场对鱼翅之需求呈大幅增多之势。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东南亚鱼翅市场的开发,东南亚的鱼翅被大量引进。质言之,明朝中期以降的奢靡之风和国人食补理念的扩散和深入,是这一时期鱼翅贸易迅猛增长的主要动因。     

从“澜湄趴”看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新媒体语境下,微信公众号日益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一扇窗口。本文以“澜湄趴”微信公众号为切入口,尝试对其2018年至2022年间所发布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归纳其传播内容特点,并尝试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为其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应当重视中国西南地区在东南亚、南亚的形象定位与传播

社会组织或地区的形象定位与形象传播问题在发达国家早已受到高度重视。中国西南地区毗邻东南亚、南亚，从地缘关系来说，这一地区首先应建构其在东南亚、南亚的良好形象。对西南地区进行形象定位，可从区域经济特色、市场特色、人口形象、地区文化形象、接受外来投资的政策与信度等入手。为进行西南地区的对外形象传播，增进传播效果，建议各省区成立传播研究机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传播研究与协作中心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大陆的 东南亚研究机构综述

中国大陆对东南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各东南亚研究机构。自1956年第一所专门性东南亚研究机构——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成立至今,设立于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已不少于30家,主要分布于北京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东南亚国别政治及国际关系、东南亚经济与文化、东南亚历史及现状以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等四个领域。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机构的既有布局及研究成果有利于当地政府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次区域合作,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一带一路”后续发展开辟道路。     

生产传播视域下“饭圈”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

网络媒体飞速发展,丰富文化传播途径,以追星为中心表征的“饭圈”文化悄然在网络互联时代崛起,并以三级文本的形式繁衍生产,辅以符号生产力和声明生产力划定圈层。规范式传播、仪式化传播形成加深粉丝群体的情感认同,形成“饭圈”文化社群运作的核心。选取“饭圈”文化的生产及传播视角进行研究发现,“饭圈”文化在丰富大众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面临流量背后的集体无意识、狂欢下的群体性孤独,情感给养下的数字劳工化,乌托邦式的信息茧房等困境。为此,聚焦“饭圈”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探究“饭圈”文化的良性发展策略,通过主流文化、制度监管、平台偶像和粉丝的主体作用,促进“饭圈”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演进,延长“饭圈”文化产业链,推动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的破局与重构

"美丽中国"旨在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网络传播在中国对外传播格局中优势突出。在信息全球化和中国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生态发展内在契合的网络传播是"美丽中国"对外传播中影响范围最广、最有效的方式。当前,"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重视自身网络平台利用,国外网络平台借助不足;重视信息发布,受众关注度不足;重视传播数量,内容关联度不足;重视传播过程,用户共鸣不足。重构"美丽中国"对外网络传播格局,应当着眼于提高网络影响力,实现"四个转型",提高对比度、改进表达方式,再造信源;实现"四个转变",提高触及率、增强信任度,再引信宿;实现"四个转向",提高曝光度和共鸣水平,重建信道。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南洋”到“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名称变迁与中国地区政策的调整

近现代以来,东南亚地区的名称在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名称的变迁附着了丰富的政治含义,既反应出该地区内国际关系性质、内容和特征的转移,也伴随着中国对该地区基本定位的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将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考察,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决策层对世界整体局势的判断、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以及对东南亚角色的界定等因素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并从中发现解读当前政策变化的新视角。     

传播的“正能量”与“美丽中国”——央视“寻找最美……”系列节目的传播学解读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要求。我国的主流媒体也为之做了不懈地努力,不断释放发现和推动以生态文明融贯于社会文明的为主核的美丽中国传播正能量。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以央视《感动中国》、寻找最美乡村医生等节目和活动为例,解读主流媒体从务实、亲民和贴近的角度,扩展新闻传播功能,提升传播效果,以正能量传播来推动美丽中国是新传播趋向,这也是中国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压力和推动下,新闻传播转型和创新的表现。     

“鸡娃”现象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与治理路径

“鸡娃”指父母试图通过强心理预期、强家庭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持续投入,以期达到提升子女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的目的。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赋权使个体“鸡娃”教育行为的信息生产成为公开分享的教育行为可参考范式,在互联网用户的相互模仿下演化为“鸡娃”群体行为,形成中国社会现实环境和互联网虚拟环境同构的“鸡娃”现象。父母由于“鸡娃”现象的群体压力产生教育焦虑,通过互联网空间的情绪分享和感染,形成了“鸡娃”情绪的社会化传播。为此,要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背景下对“鸡娃”现象进行有效治理,促使家长形成理性的教育参与,有必要从行为、情绪以及观念三个方面入手,消解“鸡娃”行为的模仿,阻断“鸡娃”情绪的传播,推动“鸡娃”观念的转变。     

从“中国年”到“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

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多种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但中国目前的文化传播仍处于“文化逆差”状态,如何加快对外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成为当务之急。需要构建文化传播的完整战略体系,注重互动交流;整合文化资源,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新貌;积极利用各种媒介工具,将一个发展、开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全新中国展示给世界。     

新时代中国电影“丝路传播”的亚洲市场观——兼论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关键变量

中国电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经历着蜕变和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大放异彩,而且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赞誉,如今已成为国际电影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虽然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离不开政府主导下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但是厘清其商业本质则更加有利于弥补政府主导的“推介型”电影对外传播模式的不足,促使中国电影分阶段、有步骤地走向更为广阔而富有潜力的国际市场,而其中的关键步骤就是必须获得在文化亲缘与政经地缘关系上都具有合作价值与开拓空间的亚洲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

新时代,“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征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播交流在新时代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有十年,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值得我们思考。本文结合现有的资料文献和“一带一路”的发展要求,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背景、意义和目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各国之间沟通交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意义与方法,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共识与制约：“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传播

"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是培育地方性共识和提升农民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环节。传播的制度共识、社会共识、价值共识构成了"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共识基础。传播语境的嬗变、传播网络的肢解、农民的私利主导制约着"中国梦"在乡村社会的有效传播。因此,应遵循"中国梦"在乡村社会传播的基本原则,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改善干群关系,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优化传播渠道与路径,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精神信仰、理想信念和伦理道德,促进共同理想在乡村社会的内生生长。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追寻传播的“另类现代性”:重读斯迈思的《中国笔记》

达拉斯·斯迈思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抱着寻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另类现代性的想法,于20世纪70年代两度造访中国,就传播制度设计与大众媒体生态等重要议题开展调研,积累了大量日记、手稿、调研笔记和报刊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部重要论著。中国之行不仅影响了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刻地改变了其人生轨迹。通过梳理斯迈思的中国传播研究相关档案,可以还原这一段西方传播研究和思想史中尘封已久的中国时刻,并为发展中国家继续探索另类现代性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思想上的启迪。     

“数码诗人”与新诗的新媒体传播

新媒体时代,中国新诗的生产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革,“数码诗人”应运而生。“数码诗人”是中国新诗新媒体传播的主导者,他们遵从数字媒介的技术法则和游戏规则,实践“自己动手”的美学,由此生成多路径、交互性、复合式的超文本诗歌。在给予读者自主性的同时,“数码诗人”让渡了建构经典文本的权利。数码诗歌的游戏倾向可能构成消解诗性的力量,超媒体的表现形式靠拢了大众的趣味,交互式的嬉戏也逗引了局外人猎奇的目光,但诗歌本身的处境并未改变。对于浸淫于大众文化中的网络受众来说,诗歌的智性挑战足以令他们敬而远之,因此,数码诗歌难免沦为诗人圈子内部的“游戏”。新诗的“数字化生存”由此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局。     

近代“主权”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主权＂（sovereignty）是国际法学的核心术语之一。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时,将sovereignty译定为＂主权＂,并译介了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主权＂概念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