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土地占有权的变革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在各种社会和因素的促使下,土地占有形态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蕴育着土地占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相分离的趋势,而且以乡绅、约曼为主体的大土地占有结构又取替了以广大公簿农为主体的小土地占有结构,并与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相结合构成了都铎王朝土地关系的基本特征。这种土地占有权的变革为英国农业从封建小生产向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的过渡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英国当时农村经济的变革与发展。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中唐至北宋前期西北市马贸易的变化及动因

本文对中唐至北宋前期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间市马贸易的发展变化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 ,指出此时期民族关系格局剧烈复杂的变化和中原监牧养马的起伏波动是市马贸易演变的动因。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宋明时期西北地区大规模茶马专营的产生背景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的历史演进与制度逻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形成了发展主义取向、勇于体制创新、政绩导向及地方政府相互间竞争的特征。在我国现有的制度结构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塑造着地方政府的职能。通过提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和制度化水平,有助于推进地方政府责任制建设,提升中央对于地方的治理水平,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     

朝鲜王朝初期货币改革的历史逻辑——以博弈论为中心的研究

朝鲜王朝初期,国家为普及货币交易、重塑市场经济秩序,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改革。通过对朝鲜王朝经济史料的爬梳,运用博弈论分析央地、官民之间在货币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力度及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政府层级的设置是中央命令能否有效传递的关键,对改革成败发挥重要的作用;央地关系与官民关系的调适需要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在博弈论视域下,前现代化的王朝式货币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赜。     

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及治理

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我国和南亚有关国家的发展与联系,有效巩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恐怖主义、外部势力干预、周边国家政治和经济风险以及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只有科学研判当前西藏及南亚相关国家非传统安全形势,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加以治理,才能保障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的顺利畅通.     

历史上滇藏地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何以可能之新探

历史时期滇藏地区均属于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互动系古代中国不同地区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联络。换句话说,这是古代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式样。考察历史上滇藏地区与中原王朝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滇藏地区所以认同中央王朝是有深刻原因的:地缘环境上的亲缘关系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自然因素,文化向心力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诱致因素,民族间的"三交"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基本因素,经济交往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决定因素,行政管辖是滇藏地区认同中央王朝的关键因素。     

也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地位

文章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行了阐述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元王朝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后 ,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藏方略 ,并对范普拉赫所谓的自 1911年至 195 0年以来西藏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和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一再鼓吹的“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的谬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     

从州邸到进奏院:唐代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

唐代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唐朝政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地。所有来京的地方官员都想获取带有保密性的政令信息,而中央朝廷却要确保政令信息不外泄,从而构成了地方势力和中央权威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于长安城的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安史之乱将唐代社会分割成了两个不同阶段,唐前期中央保持着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唐后期中央式微,中央对地方控制效力大大减弱。这种中央和地方力量的互为消长情况,从长安城政治机构布局和官员活动空间的变化中得以体现,带有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性质的州邸和进奏院就是反映这一矛盾变化的一个绝好代表。两者在长安城中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它们在所有权、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不仅能够反映出长安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元以来中央政权颁授西藏地方首领印章举要

13世纪起,西藏便置于元中央王朝管辖之下,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斯以降,无论是元、明、清王朝,还是民国政府,先后向西藏僧俗官员颁授了大量印章。这些印章,既是西藏地方各级官员行使权力的凭证,也是中央政权最高权威的象征。对这些印章加以认真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笔者因就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权封赐西藏僧俗官员的部分印章作一初步介绍,舛谬处,还望读者指正。     

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出与财务监管

清代中央政府在对西藏地方的财政投入和财务监管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构成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又一方面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以档案资料为据,就清廷对西藏的财政支出政策、项目、数量和特点,以及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的财务核查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清朝对青海、西藏的设治和经营

对青海和西藏地区的设治和经营,是清政府处理边陲民族地区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清朝前期的不断努力,采取有力措施,稳定了两地的局势,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入藏活动的管制政策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西藏活动的管制政策是其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政策经历了明令禁止、有限解禁、弛禁三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入藏的外国人实施驱逐政策。《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对入藏外国人的管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但仍对其进行劝阻和防范。《烟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放弃了禁止外国人入西藏活动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清地方官员对该政策进行了变通。清政府在兑现外国人入藏承诺的同时,也试图防范列强对西藏的觊觎,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论黄慕松使藏

193 4年初 ,黄慕松受命赴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成功地举行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 ,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 ,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黄慕松使藏是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同意中央派员常驻拉萨。自此 ,英国也随即调整了对藏政策 ,中英在西藏的角逐趋于激烈     

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清代新疆常平仓的发展与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常平仓开始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新疆建省后,逐渐推广至全疆各地区。在常平仓发展过程中,仓员设置、仓粮管理、纳粮、出粮时的监督、仓的定期检查与维修等制度建设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这是清代新疆与内地基层行政建置渐趋一致的具体体现,也是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反映了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     

论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更张

清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是不同于近代以缔约为主要形式的双边关系,其确认和维持并无成文条约的保障,因此非成文契约性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朝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朝鲜的宗主国。虽然双方存有疑忌和戒备,但是由于东北亚国际格局有利于清朝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因此中朝宗藩关系能长期保持非成文契约性的特征。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这种没有条约保证的双边关系在近代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下,不得不通过“立约保藩”来暂时延续生命,但是这种措施最终也未能挽救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