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规范与人权保障

民间规范与法治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有着必要的关联。不论是法定的还是理念与理论设计的人权,都可能因脱离主体交往行为的实际而在实践中受到牵制,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民间规范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不同人群的权利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法不应是民间法合法与否的标准和判据,而民间法才应是国家法合法与否的标准与判据。借助司法可以把民间规范中的人权内容及其保障方式吸纳到国家体制中,其优势在于,在小传统的内容转换为大传统的认可时,司法的具体性、中立性、判断性和被动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程序性和最终性等特征,在整体上发挥着可能优势。     

国际法事例中的健康权保障——基于《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的分析

健康权是国际人权法及许多国家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对健康权的义务已经进入了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层面的健康权保障事例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通过对伯吉特·托贝斯所著的<国际法上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一书中列举的健康权事例进行分析可知,健康权在一定意义上指向的是获得健康条件的权利和维持既有健康状况不被恶化的权利;健康权并不是一个只能逐渐实现的积极权利,它也具有可诉性;多种多样的非司法途径也对健康权的保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行政处罚法的人权价值

人权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人的权利和自由。从表面上看，凡是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就是人应当事有的和能够享有的权利。但是，仅仅在宪法和法律上规定某些权利，只是意味着一种可能性，不等于人权的真正实现。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及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因此，从人权的现实性来看．建立完善的制度，有效地制被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及时地救济权利被侵害者，是人权保障的基本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一方面规定了对违法侵犯人权行为的法…     

反对文化冲突和恐怖战争:文化间对话的形式

哈贝马斯区分了交往中对实践理性的三种运用,其中包含着对实践理性的误解。文章通过对哈贝马斯理论的修改提出对文化间对话的三种主要类型:实用的—策略性的交往、道德的—普遍的商谈、伦理的—解释学的对话,再加上一种子类型:悲痛的对话或者辩论。这些对话类型为文化间对话提供了可能的样式。     

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实施中的困境——以美国对关塔那摩“在押人员”处置为例

9.11已经过去了10周年,但是其遗留问题却依旧在发酵。经由对美国在关塔那摩基地被拘押人员处置信息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在关塔那摩的羁押政策违背了美国自身在国际法下承诺的若干义务,暴露出美国人权政策的不足与偏狭。这其中也折射出现有国际人权法,如《禁止酷刑公约》与《国际人道法》等人权保障的公约,在实施中的两难之处。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生存权保障视野下的日本战后住宅问题——以公共住宅为中心

住宅是公民生存权保障的基本内容,住宅法是社会保障法的重要环节,国家住宅政策的核心应当放置在国民生存权保障上。长期以来,日本住宅问题上的困境根源于对人权保障原则的背离,甚至出现了公共住宅压迫国民生存权的情况。公共住宅与民间住宅的不同就在于,公共住宅领域必须阻断市场法则的支配,通过加大国家公共投入,落实国家的积极给付义务,把生活法则作为首位的社会法理加以贯彻。     

对人权国际保护之完善措施的几点思考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权法的逐步确立,人权的国际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目前有国内保护和国际监督两种途径来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出现了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既有人权国际保护实施措施自身的缺陷及适用范围局限的影响,又存在一些国际政治方面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此,通过由联合国向各成员国派遣常驻代表的形式来完善人权国际保护的国际监督机制;通过把协商性保护和强制性保护、经济保护和政治保护结合起来以完善人权国际保护的方式。总之,通过上述制度之建构、世界各国积极有效地开展在人权领域方面的国际合作,达到切实推动人权国际保护发展之目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政府职能研究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将把政府的行政职能纳入到人权保障体制中,这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人权保障水平：但是,在目前权力巨大的行政体制和以经济建设为政府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实施人权保护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之处。公共政策的实施主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人权保护更主要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当在政府与市场（企业）结为一体时,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困难更大,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培育公民社会将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终途径。此外,政府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还需建立客观有效且易行的地方政府人权职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     

论文化辩护之提倡——以个案分析为视角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文化辩护,又称文化抗辩,是指提出与法律代表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信息作为证据,证明应当减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基于对文化辩护的理论分析,以个案为视角,阐述文化辩护在刑事实体法上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文化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和审查规则,并以最低限度人权保障理念引导和规范文化辩护的适用,从而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的基本人权。     

北京发展创意产业的战略意义、比较优势及其应对策略

北京创意氛围浓郁、社会文化条件优越、城市形象良好、人居环境和谐、产业集聚规模初步形成,发展创意产业的条件得天独厚。但北京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面临着认识模糊、规划不合理、定位不明确、创意人才相对缺乏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最后提出了正确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     

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法保护

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社会法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第三法域,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佳的保护。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存在不足,应进一步完善社会法,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和促进弱势群体享有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等各项基本人权。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Human Dignity

Human dignity arises from the dignity and respect people enjoy as members of the human community. The law decrees that human dignity does not involve approbation of someone’s external qualities; rather, it is the acknowledgement of equal status. Human dignity is not determined by positive law, but is above positive law,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preexistent norms that exist independent of positive law. Such norms form the basis for integrating legal systems. These permanent norms cannot be amended at will; they represent the general ethical principles of modern law. Human dignity is not a matter of rights or basic rights; rather, it represents one’s position in society and equal legal status before the law. Many normative laws in China directly define humanity dignity, and affirm the guaranteeing of human dignity a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state. Human dignity is related to people’s survival and livelihood; thus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ignity can be provided by providing material assistance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民法的人文关怀

比照近代民法以财产法为中心,现代民法强化了人文关怀,主要表现为从以财产法为中心到人法地位的提升,并广泛体现于民法中主体制度的发展、人格权的勃兴、合同制度的发展、物权法的发展、侵权法的发展、婚姻家庭法的发展等各个方面。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以人文关怀构建价值理念,注重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充分保障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基于这一理念,在中国未来民法典中有必要增加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编。在中国民法的适用等方面更应强化人文关怀。     

知识产权强制许可中的反垄断法

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的机制,应得到保护;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又是重要乃至关键的因素,因此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约。各国反垄断法一般不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限制竞争看成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仅当它们成为市场势力的决定性因素,且不合理地严重妨碍市场竞争的时候,才会受到禁止。考察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限制竞争需进行综合分析：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当事人关系、确定当事人市场份额、评估限制竞争条款等等。中国的现行法规还不足以解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限制竞争问题,不过中国立法进程已经表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或严重限制竞争的行为不能从反垄断法得到豁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法在价值与体系方面均取得进步，具体表现为人的私法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私法自治基石性地位的奠定、私人利益与私人权利得以确立并获确实保障、民法的科学性得到长足发展等。不过，现行民法在形式理性化的程度上仍有改进的空间。对中国社会而言，坚持民法的自主性、形式化、理性化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必须通过保持民法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来克服形式理性法的某些内在缺陷。     

《劳动合同法》之错的社会法学解析——个别劳动法的局限与集体劳动法的倚重

我国以《劳动合同法》为代表的个别劳动法具有特别私法的本质属性,它主要将劳动关系当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个体利益冲突来处理,进而以劳动者个体向用人单位主张权益以及权益遭受侵害后寻求司法救济的机制来运行。个别劳动法并不能强制用人单位履行劳动法为保护劳动者权益而设定的义务,劳动者个体大多选择放弃维权导致法律保护不能直接辐射到劳动者集体（特别是无法给予劳动者积极、有效的预防性保护）,鼓励劳动者个体积极实施＂私人执法＂,特别是主张劳动合同无效带有很强的悖论色彩。故此,倚重集体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是未来我国劳动法的必由之路。     

论当前我国社会的消费和谐问题

消费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影响我国消费和谐的两大根本层面的问题是:消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消费公平受到挑战、消费诚信体系欠缺,造成消费环境的不和谐;奢侈性消费及攀比消费蔚然成风、消费过程中浪费严重,致使社会消费理性的迷失。培育和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及消费文化、维护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加强消费和谐诚信体系和消费行为双方的制度建设,以此,树立可持续的理性消费观,选择符合国情、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方式,构建和谐的消费环境,才能真正实现消费和谐,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进程。     

论所有权的自由与限制

所有权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利甚至整个法权具有重要意义。近代民法一直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绝对自由,忽略了所有权应该受到的社会公益限制,其结果是使自由走向了反面。为克服所有权绝对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民法开始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逐步形成了所有权的社会化思潮,强调所有权的行使应该以尊重和维护社会公益为前提。但是由于社会公益的概念比较宽泛,范围难以确定,为了防止有人以公益之名谋私益之实,应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确立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以解决因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产生的争议,寻求社会公益与个人私益的平衡,维护公民个人的实体权利。     

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

宪法民主制度是由宪法性法律所功立的一种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有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尊重基本人权但警惕人们循私和滥权;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良好宪法;建立法治政治和有限政府;建立民主、高效、负责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真正实现。